张灏先生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中认为，基督教中的幽暗意识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幽暗意识认为，由于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使得人在现世中不存在实现全知全能全善的可能。在基督教的十戒中，第二条即为“不可拜偶像”。全知全能只能属于神，而人与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人不存在全能至善的可能，那么某个领导人享有至上权威并发号施令便失去了合法性。

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圣贤崇拜造就了中国几千年来特有的政治形态。圣人通天地人三者，全智全能。在政治伦理中，圣王一体，孔孟也就自然变成了秦皇汉武，这种设定直接为王朝专制提供合法性。但在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社会中，这种文化所可能导致的个人崇拜遭到了天然的阻隔而始终无法大规模展开。到了二十世纪，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使得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也随之诞生。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于1940年代的延安，但从延安整风一直到1957年，这种个人崇拜运动被抑制在一定程度以内。毛泽东本人对于个人崇拜亦“喜”亦“忧”。1957年之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本人逐渐开始接受、默认或鼓励别人对他的神化。

文革开始之后，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1966年2月起，《人民日报》报头，以《毛主席语录》取代了往日的《今日要目》。在之后林彪发表著名的“5·18”讲话，称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8月12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召开了隆重的“迎宝书”大会，每人免费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购买《毛选》热，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已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人人读《毛主席语录》和跳忠字舞。所有的文章，包括科学论文，都要包含依据来自《毛主席语录》的引言，而所有来自毛泽东的话在书中都是用黑体突出表示。从此以后，言毛主席必先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副词。 

人们天真地认为，想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起来，就一定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领袖，只有搞领袖崇拜，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挫败海内外各种反华势力的颠覆阴谋。很多人认为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国家政治才会稳定。而接下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何等的错误。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并没有带来团结安定，恰恰相反，整个国家陷入了疯狂的内斗，经历了最不稳定的十年，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华国锋继续发动对毛泽东的神化工作，但文革的惨痛教训使得这一逆历史与文明而行的做法不会再获得支持，摒弃个人崇拜已是大势所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出一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皆做了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将该文在全国发了通稿。在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很显然，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实际矛头对准的就是领袖崇拜和“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开始把个人崇拜当作封建主义残余来批判，并反思和改革领导体制。邓小平提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之后，中央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逐步建立起了干部退休制度，废除了干部终身制。至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得以终结。回顾这段沉重的历史，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看看历史，看看今天的世界各国，你不难发现。领袖越“伟大”，国家人民越遭殃。

（原载 时代周报 建国60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