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自己独到的思维方式，这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了。中国人来到国外，首先发现自己的待人接物和思维方式跟外国人总是那么格格不入，最初跟外国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那么别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冲击”。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非常努力地赶超世界，与时俱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思想，在立法方面更是成绩卓著，可以说外国有的法律中国全都齐备了。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小情，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外国发生的事情甚至比外国人都“门儿清”。与世界接轨的“硬件”似乎齐备了，可以好像“软件”还跟不上，所以中国人一跟外国人直接接触，或者来到外国，思维层面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人跟西方人（就不笼统地说外国人了，不然200多个国家比不过来）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人讲究“变通”，西方人讲究“墨守”。同样一个法律，在中国是隔三差五地修改，执法人员是“执法不严”，老百姓是“有法不依”，害得政府有时不时地发布“关于严格执行XXX法律的通知”，“关于严厉打击XXX的紧急通告”，即使如此，老百姓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得法律形同虚设。而西方国家讲究一二百年不变，比如有的英联邦国家依然在使用英国几百年前制定的法律。改革开发以后，中国人的变通之法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不论遇到多么难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摆平。

用钱摆平，就是不该花钱的地方用钱来通融，结果，不论多么难的事情都迎刃而解，足以显示出“钱通神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千古真理。在中国，用钱摆平的事情几乎是无所不在，见怪不怪了，可是同样的事情在西方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病人动手术，在中国少不了要送红包，而在西方跟主治医师道一声谢足矣。进政府当公务员，在中国要花费几十万元打点上下（仅限个别现象，政府还是清廉的），而在西方是公开招聘，公平竞争，你不必知道谁是考官，也不用给谁送礼。孩子上学，在中国家长多少要“孝敬”老师点“小意思”，说好听的是让老师照顾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说不好听的就是别因为送礼少了“挤兑”我们家孩子，可是在西方谁要是给老师送礼（没有市场价值的礼物除外）那就等着蹲监狱吧。像这样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几乎每一件事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中国人来到西方国家，以为外国也像中国那样，只要有了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你还真别说，有些私面上的小事情，有钱还真管用。比如富家子弟来澳洲不好好学习，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怕什么呀，有国内老爷子的钱撑着呢。不会写作业，就花钱找人做；旷课太多办不下签证，花钱整些假病假条；办移民需要雇主提名，没问题，让老爷子花几万美金办一个假就职证明。虽然这些都是不合法的，但是有一需求，就必有一供给，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市场效应”，而且往往供需双方都是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中国人。

可是，一旦涉及到官面上，钱就不好使了。比如签证办不下了，中国人首先要问，咱得再花多少钱就办下来了？殊不知，外国的鬼跟中国的鬼不一样，就是见了钱他也不推磨。外国的鬼讲究的是只要你符合法律要求，我就给你放行。可偏偏中国人不这么考虑，他们一开始就琢磨着怎么钻法律的空子，花点钱走个捷径，一旦出了差错，捷径走不通，他们不是想着返回到遵纪守法到正道上来，而是接着琢磨靠别的邪门歪道，用钱把事情摆平，结果是作茧自缚，自讨苦吃。很多中国人，虽然在国外生活很多年，却因为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苟延残喘于半地下的灰色地带，结果对所在国的法律、文化、行为准则等等茫然无知。

钱，挣起来不容易，花起来也该三思。该花钱的地方，就花，不该花钱的地方，还是省着点儿吧。

作者：赵何膺，2009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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