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體會“十‧一”             徐和謙

(一)

10月1日一早，由於同事和單位裡都放假；在距北京千里之外的臺北家裏，我遂也度過了22年來，頭一個坐落在此日的假期。海峽對面的大家則已經是第60次放假了。

在網上資料庫裏，我很想找一找在六十年前，台灣的報紙怎麽樣報道這一天的新聞。10月1日的搜索結果幷不明朗，估計可能是北京選擇在下午三點舉行典禮的緣故；在網上能蒐到最接近的一條，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對在10月2日立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蘇聯政府表示抗議，稱蘇聯此一行爲是“歷來違反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種種行動之極峰，亦為其侵犯中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另一證明。”三日晚間九時三刻，葉公超在廣州召見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通知國民黨政府對蘇聯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

中央社的電文在轉述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關于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的聲明後，在按語中指稱“一切的罪行，是蘇聯導演的”。從此，十月一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便成了國民黨政府想要直接從日曆上撕去的一天。

翻開散文大家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第四部《文學江湖》，當中寫道，十月一日這一天(甚至是前一天)，台灣媒體不能有任何起樂慶賀的表示，廣播不可以祝壽、不可以開張剪彩、不可以花落花開、不可以否極泰來，幸福快樂的歌曲要一律抽除，連氣象報告裏出現“長江下游天氣晴朗，台灣海峽烏雲密布”治安機關也要查究。即便後續就是接續著雙十節、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和10月31日老蔣自己的生日，但10月1日的迎門一掌，使“光輝十月”的光環縮小、光度減弱，連負責製播節目的工作人員在整個十月中，心理上“總有戒慎恐懼強顏歡笑的感覺”。

六十年後的2009年10月1日，作爲一個普通的台灣居民，我可以透過網路打開央視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現場轉播；台灣更有三家電視台用大段的特別節目直播在北京舉行的閱兵和群衆集會，邀集軍武專家上節目點評閱兵式裏的看點。

除此之外，媒體更關注追踪有哪些台灣的商業巨頭到了北京、有哪些演藝人員可能在晚會中獻演。在歷史光譜裏停留于“前一個朝代”的台灣官民群衆，面對大陸上“下一個朝代”的成立紀念慶典，多數人顯得從容和理性。

從新聞裏我看到，兩名主張“台獨”人士在臺北“總統府”前激動抗議；就在相近的時間點，也出現支持統一的團體，開著插上五星旗的汽車在臺北市區放歌。

這是兩岸分治一甲子以來的明顯變化。

促成此一轉變者，不只是國際冷戰大格局的消解、不只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不只是兩岸民族經濟分工體系的成立，更在于人民的意願得到體線。

在台灣蹣跚走出冷戰籠罩、威權臨頭的過程中，每個人的自我意願一步步獲得了伸張的空間，探索出實踐的可能。排沓而來的脚步，最終鬆動了强加于民間的不合理管束。

今天看起來浩浩湯湯的兩岸大潮，不是沒來由地黃河之水天上來；而是每一個個人、家庭和企業，勇于冒險、嘗試、自我決定和自我負責的成果。

不論是在1989年之後，還是1999年、一直到2009年，這個成果並沒有停格。
它還在向前滾動，繼續將更多的人捲入其中；而越來越多人被捲進兩岸互動發展的浪頭，意味著除了物質數量的持續積累，它還將醞釀心態和心靈層次的質化改變。

正如2008年台灣大選投票前，一組發生在同學們間的經典辯論一樣：
一方人說，「你憑什麽因爲你的悲情和憂懼，綁住我們在萬裏大地上伸展手脚的機會？」；另一方人則反駁「那你又憑什麼因你的樂觀和激情，要拉著我們全體陪你賭一把？」

(二)

作家陳映真曾在1992年前後預言：當台灣企業進入大陸、建立民族經濟分工體系之後，原本被冷戰結構割裂、又因遭國民黨政權壓抑而具“反中”傾向的台灣企業，將反過來成爲兩岸統合的積極因素，幷且形成一股代表其意見的力量，回頭影響島內的政治議程。

這個預言當前正一步步發生，但台灣島上對此一勢頭的發展，却因著各自的立場而各懷心曲、冷暖不同。可以說，對兩岸發展路徑的不同想像、對兩岸磨和過程的不同估算，是今日台灣內部的根本分歧之一。那麽，在雙方元素的相遇和碰撞間，又該怎麽樣保證彼此往正面的向量提携？

台灣有媒體在10.1的社論中，總結了台灣對大陸崛起的貢獻，認爲將官方數據加上台商透過各種渠道迂迴投資大陸、以及在大陸創收後就地再投資的總額估算，台灣在大陸上的投資額累計應超過三千億美元，爲大陸創造就業機會達五百萬個，幷貢獻了人員培訓、國際化接軌經驗、生産技術與企業管理的有關價值。相對的，由于兩岸商品貿易與投資多年來不平衡的“單向街式”互動，也使台灣十年來就對大陸巨額出超達4615億美元，同一期間，台灣與世界貿易的總出超不過1800億美元。

但在一些台灣報紙謳歌這些龐大的數字成就之際，也不能漠視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一帶的務工人員群體心目中，台資廠商的勞務待遇和人員管理口碑普遍不良，遠遜於日商、韓商和港商之後；今年發生的劉漢黃刺殺東莞台商案，更畫下了一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深深傷口。

在9月26日向陳映真創作五十周年致敬的研討會上，與會的台灣中研院社會所邱延亮先生放著從前《人間》雜誌的投影片，看到二十多年前臺灣的勞動者在惡劣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工作，不禁感慨而沉痛地自省“今天我們難道只是把同樣的事情搬到中國大陸，繼續做這些以鄰為壑的事嗎？”

同樣出席研討會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女士，是台灣勞動團體發起聲援劉漢黃連署的組織者之一。在一次訪談中，她強烈地表示，希望大陸的司法能夠就劉漢黃所面臨的情境、和求償無門被迫動手的心境納入考量，酌情予以輕判，至少免去一死。“看到東莞當地政府和台辦部門在事發之後，對于台商的安撫說辭。我們有點擔心，劉漢黃的案子會變成‘維護兩岸關係大局’的犧牲品”顧玉玲說。

(三)
    10月1日早上十點鐘，我數了數，共有三家台灣的電視台以特別節目的形式，在主持人和軍事評論人的串場下對閱兵實質上進行了實質轉播。這也是從前未曾有過之事。十年之前的99年閱兵，當時我還在念國中(也就是初中)當天得上課，回到家裏之後，也沒有看到台灣的媒體做出太多的報道。真乃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不過，鑒于不想聽這些台灣主播和評論員譏譏刮刮，我决定回到房裏打開央視的直播視頻收看原汁原味的版本，雖然比客廳裏的電視畫面慢了約半分鐘。

幾天之後，在同學聚餐中，有朋友問我“那天看閱兵你有很激動嗎？”

我說，凡是人很多的活動，像是大合唱、大游行、大集會等等，我都很來勁，當然也包括大閱兵。
總喜歡大家一起來做點什麽事情的性格，不知道是不是身爲獨生子的緣故？

不過，當然要是節目安排很精彩、與會群衆情緒自覺高昂的那一種才行。

比如說，我小學時在校慶典禮上參加的那種大會操就不算了。在集體主義社會情緒已然消散、但形式殘存裂變的1990年代末期，全台灣的小學生和中學生，都還必須學習一套約八到十首曲目編成的音樂體操，除了讓同學們走出教室曬曬太陽以外，以發揮了在校慶典禮上供校長、督學、地方議員貴賓檢閱的作用。只是，當激越人心的愛國主義歌曲逐漸停唱，搭配體操的音樂幾乎只剩下兒歌。我至今仍然記得，在散開十餘人爲一排面的方陣裏，配著“一隻青蛙四條腿、兩隻青蛙八條腿，撲通撲通跳下水”旋律、一邊做著彎腿甩臂的傻動作，對于一個已經五年級的少年來講是多麼恥辱的事情。

但是，那些環節安排得當、情緒烘托恰到好處的集會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記得在我上幼稚園的最後一年，我爸在雙十節得帶著他的學生到“總統府”前參加升旗閱兵典禮，我也就屁顛屁顛地吵著要去。四點多鐘我就起床了，那幾乎是懂得記事以來最早的一次；爾後到了木栅的政治大學和大哥哥大姐姐們集合、換上了學校統一安排的小巴，浩浩蕩蕩開往介壽路前廣場。

除了在寒風陣陣、日光稀微的背景下升旗唱歌，以及振臂高呼口號、在司儀帶領下向主席臺上的老李高聲問好、宣示全民擁護政府的衆志之外，具體還看到哪些花樣，印象已經很模糊了。

但我總記得，越小的時候，在電視上看得閱兵好像是越精彩的。包括踢著正步走來的三軍方陣、能耍槍的儀隊、由憲兵騎著重型機車組成的方隊、還有自行研發的飛彈大砲等，也被卡車拖著轟隆隆地開上馬路。當然，最可樂的還有由憲兵方隊所舉著的國父遺像隊、蔣公遺像隊、經國先生遺像隊和李登輝玉照隊所組成的四支隊伍，表現的形式不是由群衆簇擁著一面巨幅油畫；而是軍人們一人都手持一柄領導人的畫像立牌，形成一個個老孫方隊、老蔣方隊和老李方隊走過主席臺的畫面。不知道人在臺上，看著幾十個自己從台下微笑走過是什麽感覺？
當然了，在電視前頭看畫面的時候，隨著進行曲拍點，興奮地跟著踏步、甩手敬禮，可能是為數不少的小男孩都幹過的事兒。我幹過，《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馬小軍也幹過(他想像力更豐富，居然是對著鏡子、音樂還是自己唱的)，而我今年才知道，咱們執行主編的丈母娘今年也青春無限地做了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人們從上幼稚園開始社會化進程以來，都漸漸培養出某種渴望有所歸屬、期盼群體認同的情緒呢？

我還沒來得及發問，集體主義的氛圍就已迅速地隨著台灣社會的自由化、多元化，和伴隨而生的鬆散化一起流逝；每年的雙十節，被一些人挂上“威權主義、軍國主義複辟”等政治不正確符號的閱兵典禮，也已經停辦了十多年。
到了2003年，軍校踢正步的訓練，因爲“恐有損脚板、脊椎和震蕩神經”給取消了，日後的檢閱儀式都改采齊步走爲之。

作為未曾在中學軍訓課上踢過正步、亦未嘗體其辛苦的一名小青年，如果純粹只爲了觀賞上的樂趣，而追緬那還有大閱兵與踢正步能看的日子，似乎也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故暫此按下不表。

如今，批判集體主義、奚落群性，戒慎提防關于國家民族之類的宏大叙事，已經成了許多台灣讀書人的習尚；但是，連什麽叫做集體，都還沒有太多切身認識的我，也應該隨著大流、跟著大家一塊批判集體主義嗎？

至少，就我目前所能知道的，「集體」是一股屬於弱者的力量。

(四)

在上個月，我在采訪聲援劉漢黃的台灣各團體中，有一個組織叫做「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簡稱工傷協會)；去拜訪的那天，工傷協會的理事和幹部們，一邊在相當不大的辦公室裏自己動手摺著準備發散的文宣品、一方面告訴我他們自己的生命故事。

幾乎每一個人都和我說，要不是他們在發生工作傷害後，找到了工傷協會、幷且由組織協助了必要的驗傷、調解、談判和訴訟程序；只憑受傷的、一己的力量，完全沒有可能從龐大的資方和避免惹麻煩上身的公部門手中，取得合理的賠償。
 

因此，雖然臺灣已經擁有勞動基準法、勞工安全衛生法、職業灾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和其實施細則等法規，但誠如一位宋大哥所說“這種事情，沒有碰到的話，誰會懂啊？”

當初，若不是協會一步步教他整理自己的工作史、醫療史，並指導他使用在工作場合中的留影作爲工作環境不佳、導致職業傷害的證據，這條路恐怕要走得更爲艱新。

“事實上，我們每個職灾者都曾經有自我了斷的念頭，尤其在剛開始的時候。”當宋建鎮、游其文和楊國楨幾位工傷協會的幹部看到劉漢黃案的時候，心裏都浮現出當年自己遭受工傷後，幾乎對人生和自我能力喪失希望的脆弱片段。

“職灾工人一開始不會想去殺老闆啦，一開始都是想先自殺算了。”
因此，當他們逐漸瞭解劉漢黃案的細節後，均認爲劉漢黃固然殺人有錯，但罪應不及死，“臺灣的媒體都在報導被害者家屬有多可憐，但是劉漢黃就不可憐嗎？要不是被逼到走投無路的處境，他才二十多歲，要不是他對他後續的生命已經完全絕望，他會作出這樣的事情嗎？”楊國楨問道。

那天采訪完之後，我心靈受到了很大的震動。
第一， 階級感情、那種跨越地域和政治疆界的階級感情，
不是社會學上課本裡空談的，而是真真實實地存在於人間當中的。一件發生在隔海廣東的命案，却能引起台灣島上許多團體心有戚戚焉的共鳴。一位大哥說，要不是當初有協會幫他、安撫他，在沒有辦法的情况下，他可能也會忍不住去工地潑硫酸啊。

而這些曾經受過協會幫助，幷且走過漫漫長征的受害者，也有許多人繼續加入協會，成爲幹部。一方面分享自己的經驗幫助其他工傷朋友；二方面也是給工傷受害者一些希望，“讓他們看到，即便我們曾經受過傷，但還是可以做出一點貢獻嘛。”
第二， 組織起來、集結起來的團結權，是弱勢者在社會夾縫中生存的武器、是
弱勢者在和政府、和大企業、甚至和媒體進行不對襯博弈的重要槓桿。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强勢者以集體之名霸淩弱者、以集體之名壓抑個人權利的斑斑事例，但却不意謂著要一竿子把沾上集體色彩的事情都抹成壞事。

反過來講，集體和個體的人權與自由，非但不應該是互相對立的概念，且正是由于集體發揮了力量，才能使弱勢的個人本應享有的基本權利達到標準線、才能幫助一個個零散、弱勢的個人，更好地形使他行動與發聲的自由權。

從工傷協會的例子來看，一個集體、一個組織，它做事如果可以些許地不計成本、那麼它也應該是要不計成本地，為集體中的弱勢者服務。

一個集體，它要能鼓勵成員帶入自己的真實情感、它可以使成員自由地分享一切值得分享的經驗和觀點；在民主活潑的討論中，决定把組織的工作重點，集中在哪個面向、哪條戰綫之上。

一個生命力飽滿的集體，不是一大把被抽乾靈魂的個體綁在一塊，就能夠組成的。

(五)

1948年末至1949年初，20出頭的爺爺隨南京聯勤60兵工廠撤退來台，幷在高雄上岸、復廠。然後，就在高雄經媒妁之言，娶了出身客家農莊的奶奶爲妻。當時，我爺爺只會講帶湖北口音的官話；我奶奶只會講客家話、閩南話和日語，兩個人幾乎是在無法順暢溝通、必須比手畫脚的情况下就結婚了。

現在想起來也真夠敢的。
成婚之後，夫妻倆個白天在廠裏做工，下班後就去批發些西瓜切了賣，補貼家用；不過幾年，又因爲兵工廠的調度需要，被遷到台灣東北角的小鎮宜蘭，住進了僅能用竹籬和泥土糊成隔板的小破房，養大了姑姑叔叔和爸爸。即便後來從訪談中發現，賣西瓜所能賺到的外快，其實要比工資還高了，但是被內戰大浪捲來台灣的爺爺，一無恒産、二無資本、三無家世、四無人脉，要不是運氣好娶到奶奶，可能在台灣連言語都不通。靠著集體的力量，和鄰居(也是同事)們相互扶持過一輩子，成為最可能的選擇；即便到我爸和我叔長大後，也都投筆從戎，穿著軍裝奉獻了前半輩子的青春。

回想起來，要不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然後宿命地戰敗，被大清永久割讓給日本的台澎諸島，可能到今天還難歸華夏版籍；要不是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利，在國民黨兵工廠裏作工的爺爺，應該也不會跑到隔海的台灣來，那也就沒有我了。或者說，即便有我，那也肯定不是這樣的我了。

個人和家國，誰說不是纏繞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呢。

有作家說，台灣島上匯集著被戰爭“絞肉機”絞出來的失敗者，而這些失敗者看破了國家民族這些宏大目標下，所需付出的慘痛代價；因之，他們將台灣漸漸導向一個追求個人幸福、懂得重視每一個人獨特生命價值的社會。

在我自己看來呢，那我們就是一條被絞肉機絞出來小絞肉嘛，還泛著油花的。它不是漂萍、不是柳絮了，它在這片土地上受了兩三代人的滋養和澆灌。哪一天該用得著我們的時候，使我再被集體揉在一塊、包成餃子、丟回大鍋子裏再去翻騰翻騰，我看也是可以的嘛。

在天安門廣場上，和我同代的80後年輕人們，不也正在方陣裡、在坦克上、在受閱的戰鬥機上做得相當好、“接受了祖國和人民的檢閱”嘛。
電腦屏幕前的我，雖然沒有給人民共和國正式上過稅，但也趁此機會當了一回“人民”。

同事一邊看，一邊向我大肆抱怨電視轉播的角度太差、畫面平衡失調、缺乏軍人們的表情特寫“那些標兵連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也不給人家拍一下” ，一邊向我嚴重緬懷99年和84年虎虎生風的閱兵鏡頭。

我只好開慰她“和平年代了嘛”，每一個時代做事、表現，都有那個時代獨有的韵致。風氣一改變，那些東西也會跟著改變。

就如同殷承宗年輕時演奏《黃河》協奏曲的那種感覺，是肯定無法復制了，就算是他本人在今天也難以重現、遑論別人的模仿了。

閱兵完後的群衆游行，最後一個節目是呈現孩子們奔向金水橋的意象。一位孩子的家長寫了一篇我非常喜歡的博客，李多鈺女士說“冒犯與挑戰，干預和參與。這些時刻相互轉化與互動的詞語，讓中國人很難分清彼此，獨善其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教的傳統讓國人相信，每一個人如果行有餘力，都可以改變社會。在這個强大的社會裏，有一種特殊的勁兒，讓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集體的生活，每一個夢想背後都牽著民族、社會和國家的夢想。而張力即在此時發生”、“
那些站在60年閱兵禮群衆隊伍裏的孩子們，他們在組織嚴密的陣列裏瞬間感受了國家的崇高與不可抗拒。在未來的時光裏，他們注定要花更多的光陰去證明，他們和這個社會的真正關係。“

(六)

不知道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之際，那時的人們用今天產生的素材，像是閱兵式、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會跟我們今日在網上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心情類似嗎？

然後，他們會不會也像今天工作組在製作《復興之路》時那樣，將《東方紅》以前和以後發生的那些事情，按照現在所認知的輕重緩急、所能接受的叙事框架、所適合呈現的表現形式打散重編，挑出從1840年起到2049年間每個時代的重要轉折和社會氛圍呢？還是其實到了2049年的時候，1840年其實已沒有那麽重要了，反倒是今天一些看起來還不重要、或是時下還不容它顯得重要的年份，會被宏幅巨章、濃墨重彩的處理呢？

這幾天，在網上看到一部非常好的音樂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札特》，記錄的是美國音樂家Isaac Stern，在1979年應中國政府之邀訪問大陸各地的片子。
透過這個片子，我看到了一個剛從動蕩和壓抑中走出來的社會。

那時的人們，眼睛顯得特別澄澈；從片中看到的空氣，則充滿了樸素和單純。

Stern在片子裏，指導幾位演奏者時屢屢提及的要點，都是帶著情感、帶著想法、帶著對此一樂句應有形狀的想像，仿佛是進入了作曲者的心境似的，替他重新把這個句子給說出來。

片中學琴的人們總是一點就通、Stern一示範完，他們就能够放開了對形式和技巧的拘泥，表現得相當之好。幾乎像是辜鴻銘對我們民族性格的論述一樣：“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爲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

到了2049年的時候，我也已經62歲了。如果歷史給它機會，使我們到那個時候能做出一部諸如“人民政權一百年”之類的書或是連續劇，那應該怎麽樣子來選取劇本裏應出現的事件、怎麽抓鏡頭的角度呢？

這個工作，一百周年來做的時候，怕是要比六十周年更難一點、但也可能更精彩一點。尤其假如從社會風氣、社會心態史的角度入手的話，第一個三十年經歷了相當長一段“千報一面”的日子；民間及個人當下所留存的私人日記或是公開出版品，從整個比例上來講，恐怕也較難反映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各年齡地域人們在當下所感知的心情。

今天，我們更多地是依靠回憶、采訪等形式，來補强對那個時代的認識。

第二個三十年裏，“千報一面”的情况有了巨大的改變，主旋律、非官方意見、甚至所謂“不和諧意見”加上廣大草根聲音的共舞，交織成一塊精彩而繁複的大畫。他們(其實也就是我們)在不同事件、不同課題上的合縱連橫、對話；相互爲用以及相互角力，使得辨識出屬于這個時代的“重大事件”與時代氛圍，工序更加複雜、却也更令人興奮。

如果說在第二個三十年的前段，出版限制的逐漸鬆綁，使詮釋時代的話語權不再只掌握在一姓一家之手；那個第二個三十年的後段，網路的興起，更使不一定有能力出書、辦報，也可以透過視頻博客音像甚至漫畫，傳播他對於這個世界的洞見和理解。同時，也能看到受眾對這種洞見和理解的褒貶和反應，一個哄哄鬧鬧、却又不失自主行動力、一個既有自由、也存在紀律的活潑局面已然出現；統一意志則是在民意的考驗和推敲下，不懈地進行說服、解釋、動員與鞏固--一座網路上的人民大會堂、一座大家願意說真心話、逐漸敢于講心裏話的人民大會堂正在逐漸成形。從長遠論，這毋寧會降低一個社會整體的運作成本和溝通成本，這個道理就像是今天社會運作的成本，低於早年那種人防人、人揪人的時候是一樣的。

（七）
那個人揪人、人防人的時代，陳若曦老師曾經走過。當然，也是台灣爲數不多又曾經親歷其境之人。而且，她是懷抱著一片民族丹心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豪情，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從美國回到大陸。那是１９６６年，她才２８歲。
才剛回來，她的幾卷書、包括一本《台灣風物志》就被海關沒收了，理由是裏面雅美族的男人“赤身露體、是資産階級的腐朽思想。”

在文革風暴中，她回憶道，身邊的正常工作、學習和研究都基本停止，有的時候爲了學習一篇社論，就要花掉一個禮拜。“每讀一句，大家就討論，每個人都起來講；今天講完了，明天繼續再講。好多的人力資源就這樣浪費掉了。”
1973年離開大陸後，她在香港把七年經歷寫成了小說集《尹縣長》，在港臺和海外影響甚大。“我沒有控訴什麽，就是冷靜地把它寫出來，這樣力量反而更大。”
我問她，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想寫呢？她說，70年代在香港，沒有什麽人關心大陸、也看不起大陸，很多人只想做英國人，“我很急，我覺得這樣不太對，于是就寫了。”

日據時代末期出生于臺北的陳若曦，她的童年基本趕上了日本發動戰爭和台灣“皇民化教育”最高漲的年頭。然而，甫一光復，她的父親從自己動手修好的收音機裏，聽到市裏在辦中文班的消息，叫她趕緊去上。
“我覺得語言、文化，還是形成一個民族認同最根本的東西。”
“也就是這種蘊含在文化裡這種對大一統的期待，所以中國這個國家不會亡”

從台灣赴美後，由于許多留學生開始看到更多的材料、知道更完整的歷史，國民黨黨國教育所建構起的那套歷史、政治的認識紛紛開始凋零或崩解。一部分人因而轉向了“台獨”；另一部分人，則把振新民族的希望寄托給了大陸。

“剛回去的時候，你們也有像大陸上的知識份子一樣，被要求寫自傳、交代思想動態嗎？”“沒有被要求，但是我們自己寫了。我寫的比較簡略，我先生就很自願要寫，認爲我們是自己回來了嘛。”

但是，由於她和丈夫一頭撞上的，是那段最不理性的日子。以致于她在1973年又失望地離開了大陸。後來，她寫的《尹縣長》可能是被胡德平看到了、有位台灣女作家寫文革這事兒又轉到了胡耀邦耳裏。胡耀邦說，那請她再回來看看嘛，我們現在改革開放了、不一樣了。

問起那次會面，陳若曦說“他是個很熱情、很真誠的人，滔滔不絕。原本安排會見半個小時，但最後說了一個多鐘頭。”近幾年來，陳若曦仍然時常在大陸各地演講、座談和旅行。始終以寫實主義筆法，把大眾的生活用，簡單易懂的文字直抒出來。談起剛說過那部《從毛澤東到莫札特》，她開心地說“我也看過耶。那個時候的社會，我們真的是很理想主義的。沒有人說是回來還爲的錢啊，什麽的，都沒有。就是爲了國家的發展，個人，那都是好渺小好渺小的。”

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大面積逮捕在野政治人物。當時陳若曦在美國的各路朋友紛紛勸她，回台灣去，勸蔣經國網開一面。
陳若曦一開始極不願意向這個印象中的“特務頭子”求情。

朋友對她說，以前雷震(因《自由中國》案)被捕後，作爲《自由中國》名義上發行人的胡適，沒有公開向蔣介石爲雷震求情“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
陳若曦一想，這頂帽子實在太大了，便一口答應下來，還組織了在美的華人學者共27名學者，希望美麗島案能夠大事化小、用一般司法而不用軍法審理。
 返台後，陳若曦很快地見到蔣經國，陳若曦直陳美麗島事件“不是叛亂”。蔣經國反問她，若不是叛亂，那是什麼？陳若曦說，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這句話，惹得蔣經國的秘書長差點從椅上彈起來。

蔣經國制住秘書長蔣彥士，幷慢慢向陳若曦解釋，是群衆集會引起暴動、最後才導致警力鎮壓。後來，蔣經國又在別的場合向她提起這件事，解釋由于群衆先有叛亂行為、政府才不得已進行“鎮壓”，還拿新聞上一為婦人下跪請求“暴徒”們不要打砸作為佐證。陳若曦一聽，竟反問蔣經國“可能是治安單位爲了鎮壓，當街表演『苦肉計』吧？”。蔣經國聽了不動如山，徐緩而堅定(陳若曦自述)地表示，“我以人格保証，我們政府不會行使苦肉計”，隨後，蔣經國說“哪怕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這是她聽到蔣經國最後的一句話。
 事後，陳若曦才知道，蔣經國還爲了她曾說“民間人心惶惶，連計程車司機都說這是第二次228事件”，特別在高雄指定自己要去搭接上的計程車呢。
 
我問她，依她對蔣經國的觀察，很多人說(包括《蔣經國傳》撰者美國學者陶涵)如果蔣經國再多活幾年，兩岸之間很多事情會好辦的多，你同意嗎？

陳若曦告訴我，這還不一定。“正是因爲蔣經國晚年身體病痛很多，知道自己來日無多，這個潮流也擋不住了。尤其在‘江南案’後(1984年國民黨政府軍情部門策動江湖幫派份子，刺殺筆名江南的美籍華人作家劉宜良)，給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他知道這一套(軍警特統治)行不通了嘛。在剩下的生命哩，要在歷史上留名，只有放開民主。

但要是蔣經國身體很好，繼續活好幾年呢？可能他的心態又不一樣了，對吧。
“我1980年，在美國的華文報紙寫社論，呼籲兩岸‘三通’要先通親，居然還害報老闆被國民黨找回臺北約談耶。他們很生氣啊，說你社論怎麼可以附和三通咧？”(注：1979年，葉劍英才以全國人大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主張三通四流，蔣經國後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等‘三不’方針回應之。國民黨當局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視‘三通四流’爲北京方面的‘統戰陰謀’)

直到1987年，蔣經國才在晚年決定開放外省老兵赴大陸探親、解除實施長達38年的台灣省軍事戒嚴令、開放組黨和方放報業執照的限制，半年後，蔣經國在1988年于台灣去世。海峽此岸的台灣，由此翻進了下一個時代；大陸上，一場震動世界的風雨卻正悄然逼近。

(八)

二十年，很多的娃娃投胎了、然後又降生。

閱兵前幾天，Cola告訴我，“老弟，你知道為什麼有那麼多80後憤青嘛？因爲我們是經歷了巨大變化的一輩人，怎麽可以輕易讓其他國家的人詆毀我們國家。她說，小時候拿著塑料瓶子去打油，只有一種選擇；現在超市裡琳瑯滿目，開架式的任你挑。城裏頭，從沒有汽車、沒有高樓，到全是汽車、全是高樓，變化得太快了。“以前老覺得國外是好的，深受美國價值觀影響，對自己國家反倒沒信心；到現在可以喊出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和老外書信聊天非常有自信。那是一種有大樹靠背而産生的自豪感。”

“從無到有的變化是最大的，特別是自己也貢獻了一份在其中，就覺得要很珍惜現在的一切。要保護它、愛護它、發展它。”

比我小一歲的重圓去年也告訴我，雖然所有人都在抱怨、而且不斷抱怨，但是不能否認，它天天都在進步著。

今年夏天，車行過青海著名的金銀灘草原。中央人民廣播台的杜嗣坤副總編輯，給我們介紹了當年研發原子彈時，“隱身”在草原上的221廠當中，就曾經發生過夫妻兩人長年聚少離多、監守自己的工作機密，每年只能碰一次面。
直到基地解密後，夫妻倆才發現自己過去好多年，彼此工作的地點竟就在幾條街之外。

那樣的故事，恐怕也就真只能屬于那個時代。

在紀念陳映真創作五十周年的臺北國際研討會上，一位與會者站起來發言說，“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對那些在台灣坐了牢的左翼政治犯來說，“可能比被關了半個世紀還要殘忍。”

曾經在一些日志裏，看到參加過《人權之路》營隊的學員們，寫下陪那些在營隊裡、為學員們講述自己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經歷的老人們，和學員一塊赴臺北六張犁公墓那些被槍斃的老同志時，在風中為難友們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也有人權史工作者，曾聽過一位長輩告訴他：“我參加了這個組織，犧牲了十五年的青春，應該是很悲傷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願意承認，我曾經是個地下黨員。因為，我熱愛我犧牲的那位朋友，在我的人生裡頭，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能認識他、與他共同走過一段，這是我人生中永不後悔的一件事情。在軍法處赴死之前，他走過我的牢房，回頭看了我一眼，對我微笑。我知道，他把我的部分都扛了下來。”
(引用自http://cannabisdehors.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24.html)

這位人權史工作者還記述道，一位國小校長在即將被槍决之際，沒有說話，只在經過同袍的牢房時拋下一張紙條。活下來的朋友說撿起來一看，是張白紙，他們都知道他的意思：“我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2006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跟人約在天安門廣場見面，就是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許多因其行動、理念及思想，而受到肉體與靈魂磨難的人們，在1949年之前後的相當一段時期裡犧牲了。

有的人沒來得及看到革命成功的果實；有的一度看到了結果，但又被一股力量驅使著，讓他在眼見革命果實將被异化、腐化之際，跳出來想迴狂瀾於既倒。

但是，還有你、還有我、還有更多沒有被犧牲、甚至不需要再付太多慘烈代價，就能夠說真話、做實事的人們。在這個不太談“犧牲小我”的年代，惟有我們記憶、我們言說、我們作為，方能使當年他們爲了“集體”而作出的“小我犧牲”顯出真正的價值。

在這個或能被慶祝、但更應該紀念和省思的季節，我想起蘇軾的一闕辭：

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
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
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
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
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