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

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7年）。

　　      四大家族及亲近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

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

　　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 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

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