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文汇报》发表署名宋小庄的文章，从《建国大业》说起，谈到近几年来，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成就，却忽略了新中国对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他列举了新中国四大政治体制的创新。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宋小庄的“新中国对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分别是：

一、对旧政协的改造。旧政协原指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大业》影片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的重庆谈判。旧政协就是根据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由蒋介石召开的。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议案。但蒋介石要打内战，旧政协通过的议案和法案成为一纸空文。然而，1948年5月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由公民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之前，有六十条条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法律基础。

宋小庄说，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后，政协职能作了调整，但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在现形势下仍要有所发展。可惜至今香港还有些政要不了解政协，这是需要补课的。但是，宋小庄忘记其文中“由公民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的字眼；中国的正式宪法都出来55年了，但“公民普选的全国人大”却从没真正实行；而香港市民还在为特首直选而奋斗着。内战已经停止60年了，但新政协提出的共同纲领，在1957年就已名存实亡。将这个被后来在实际实施中无情否定了的东西称为“创新”，还不如不说。

二、对政党制度的创新。香港不少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理解，称之为“一党制”或“一党专政”，这是不正确的。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只允许纳粹党存在，其他党为非法，才叫“一党制”或“一党专政”。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也长期或曾经长期执政，但并不视为“一党制”或“一党专政”，为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却被视为如此呢？显然不合逻辑。尽管对该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宪法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对世界现行的一党长期执政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多党联合执政制的创新是无疑的。

这个也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大陆的所有政党，都是60年前的产物；而且，60年里，大陆也不容许除了共产党和其他建国前就成立的8个民主党派外的任何党派存在。宋小庄用纳粹来和中共做对应的例举，也还是不如不说。

三、确立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普选间选制。《建国大业》影片中，有毛泽东讲“公民普选”的情节。“普选”一词最早出现于《共同纲领》第十三条。早在1954年新中国就实现了普选，在基层采用直选方法，在基层以上采用间选及至多级间选方法。香港不少人以为迄今中国尚无普选，是误普选为直选之故。香港目前尚未实现普选，原因在于只普及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尚未普及中国公民选举权之故。有人主张要通过七百万人口的香港的双普选，影响13亿大陆的政体，实在是坐井观天。当然内地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如何提高职能，发挥更大作用，摆脱“橡皮图章”的印象，仍有待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

这个更用不上“创新”的赞美。中共早在延安实行的民主选举规程，比建国后的规程要优秀和先进得多；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也进行普选和间选，到台湾后还进行县长直选。“坐井观天”之语用于该文作者倒是很合适，不过还要加一句：“掩耳盗铃”。既然还要“摆脱‘橡皮图章’的印象”，就没有必要再破锣猛敲，否则声音就很难听。

四、重新确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都采用联邦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巴西、印度、印尼等国都是联邦制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唯一采用单一制的地大人多的国家。这是对古代“郡县制”的创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封建（分封），置郡县”，使中国成为单一制国家。由秦统一到新中国成立长达2170年，中国几经分合。在统一时期，中国有郡（郡县）国（封国）并行的现象。到晚期时期，中国遭受列强侵略，不少中国仁人志士以为联邦制可以救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不少政要仍有此想法，共产党早期也有联邦制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在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基础上配合予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单一制的创新。

这一点更是废话，既然是“重新确立”，就不存在“创新”之说。况且，“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基础上配合予民族区域自治”在清朝就有，那时管理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央衙门叫理藩院，民国时期叫“蒙藏委员会”。

香港《文汇报》是大陆出资并管理的报纸，发表署名宋小庄这样的文章毫不奇怪；只是，思维为什么不香港一些，还和大陆媒体一样，如此僵硬和废话、谎话连篇？！

这样的文章，连笔者这个大陆人都说服不了，又如何去说服香港人？要知道，人们现在，都学会了独立思考，而且人们对于资讯的掌握，因了互联网的存在，都比较快捷而全面；糊弄正常人是不行了，除非糊弄那些甘愿被糊弄的非正常心理者以及白痴患者。

笔者同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明、任何制度都需要创新，创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的结论；但上述四例，却不是新中国对旧有体制的创新。《文汇报》的马屁拍错了，反而适得其反。

因此，笔者希望大陆在60周年国庆后，真正落实中共17届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的精神，而不是拿一些过时、守旧甚至倒退的东西来，将其“升华”到“创新”的地步，贻笑当世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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