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个人能力与个人品德

今年4月29日，我在新浪博客上和《中国学术论坛》等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希特勒有治国之才》的文章，有的网友有误解，特写此文，以正视听。

一谈到个人能力，有些人往往就同个人品德等量齐观，这是片面的、错误的理念。

何谓个人能力？个人能力，就是个人的先天智商加上个人的后天知识而形成的个人办事能力。后天知识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实践和个人学习状况而决定的。

何谓智商？即“智力商数”。“表示人的智力发展的水平。其计算公式为：治理商数＝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如某儿童智力年龄和实足年龄相等，以公式计算，智商等于100，即表示其智力相当于中等儿童的发展水平。智商在120以上的称作‘聪明’，在80以下的称作‘愚笨’。智商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如两个六岁儿童的智商分别为80和120，在小学毕业后，他们的智商基本上仍分别为80和120。”（见2002年版《辞海》2203页）

何谓品德？品德就是“道德品质”的简称。就是“个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特征。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意识和范围中的体现，因而是个性道德面貌的标志。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等因素所构成。根据品质的优劣可分为德性和恶习。它通过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宣传和教育的影响，以及个人的道德行为习惯逐渐形成。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它的具体内容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求的道德品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见2002年版《辞海》300页）。这就是说，一个人品德的优劣，通常是由后天知识修养所决定的。至于哲学史上的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争论，本文就不想涉足了。

很显然，个人能力和个人品德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个人能力和个人品德混为一谈。

个人能力同政党作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党作为可以影响到个人能力，特别是政党领袖能力；个人能力，尤其是政党领袖能力，又可以影响到政党作为。

十九世纪50年代，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理念，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其奋斗。夏明翰在临刑前，慷慨写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可见夏明翰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能力影响了政党作为；进一步，政党作为又影响了革命者的个人能力。现在要问，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样？毋庸讳言，谁也说不清。所以邓小平强调不叫争论。实际上再争论也争论不清。无谓的争论反而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能力，使世界无产者成为强大的革命洪流。

从历史上说，蒋介石是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然而蒋介石反动也很有反动能力。他能把占山为王的军阀统一起来、管制起来，这就是蒋介石的能力。蒋介石是败退到台湾的。作为败军之将，不仅能统治住台湾，而且能使台湾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又是蒋介石的能力。蒋介石独霸政坛近半个世纪，人称铁腕人物、强人领袖，个个敬畏。蒋介石靠的是什么？除了他的铁腕手段和阴谋诡计之外，“为党国效忠”就是蒋介石最响亮、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和招牌。蒋介石的“党国”论如何解释？蒋介石没有明确定义。任何专家学者也没有权威解释。只有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概念。那就是，把中国国民党同中华民国视为一体；似乎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之国，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的唯一执政党。就这么一个模糊理念，笼络了一大批追随者为其“党国”而赴汤蹈火。谁能说蒋介石没有能力!

同样，个人能力同社会性质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上有句争论不休的俗话：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和时势是相辅相成的。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很有能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无愧于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打富济贫”的大旗，不仅强化了和激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为，而且影响了和号召了一大批无产者，蜂拥而起，点燃了革命的烽火、推动了革命的行动。在城市，打倒了资本家，解放了工人群众，在农村，打倒了地主，解放了农民群众。其功将名垂青史！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新社会出现了！新中国如何管理经济建设，新社会如何定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实践结果来看，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都被否定了和批判了。这就是说，在这近30年中，毛泽东的个人作为，降低了政党的威信，麻痹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由于毛泽东的个人作为同新社会性质不相适应而影响了他的领袖形象。这是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从美国和西方学者的言论来看，美国的共和制度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民主模式。但是美国历届总统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个人能力不同，其作为也是极不相同的。比如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1929年3月上任，1929年10月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胡佛总统眼睁睁的看着股票下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竟然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因此胡佛的名字成了贫穷的代名词。胡佛只当了一届总统就被人民抛弃了。1933年3月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的罗斯福，他大刀阔斧地对金融、工业、农业等方面进行改革，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为失业者、儿童、老人、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政府推行“以工代赈”政策，投资兴办田纳西河流域改造等公共工程，雇佣了数百万人，使中下层民众收入提高，罗斯福推动美国经济走出低谷、逐步走向复兴。从而罗斯福成了美国人民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说，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领导者个人能力不同，就会有不同结果。很明显，这种不同结果又是以领导者个人能力不同为转移的。

不言而喻，现在的却有不少人把个人能力和个人品德混为一谈。对于先进者和革命者，只能说他的品德好，不能说他的能力差，而对于落后者和反动者，只能说他的品德差，不能说他的能力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没有能力的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的随从。没有能力的反动者，只能是反动的小丑。我们要正确对待一个人的功过，必须把他的个人能力和他的个人品德区分开来。特别是对于反动者，在正确认识他的反动品德的基础上，还要认真研究学习他的个人能力和个人成功经验。希特勒只用了六年半时间，就使德国迅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经验；蒋介石作为败军之将不仅能统治住台湾，而且还能使台湾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仅用了26年半的时间，就使日本从落后的半殖民地社会迅速崛起，成为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的经验；南北朝鲜原本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如今南北朝鲜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极大反差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高速度的发展经济，我们应该孜孜不倦的学习，向我们的朋友学习，也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向“我们的敌人学习”，不要学习他们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毛泽东把敌人的思想品德和敌人的成功经验区分得多么清楚啊！由此可见，不管是在朋友面前，还是在敌人面前，“说好一切皆好、说坏一切皆坏”思想理念，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