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停播了。似乎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个雷打不动编排风格近十年的企业与职工共聚的大型KTV电视节目从来只是会考虑经济效益的收获，不曾考虑到百姓观众的收看需求，一味的为了创收而去搞收视，停播注定是早晚的事情。意料之外的是，一档央视响当当的品牌节目遭停播噩运似乎有些突然，没有过渡，措手不及的除了节目的工作人员之外，就是我们这些长久以来对其有矛盾情愫的观众。央视的改革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内部创新，很快会带动一次大的中国电视节目的变革浪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继续讲述着穷则变，变则通的老理，加上如今高清频道的悄然开通，高质量的画面要求却是最基本的底线之外，中国电视节目的变革是迫在眉睫，从央视如今大刀阔斧的砍掉《实话实说》、《同一首歌》知名品牌节目来看，其他卫视想迎头而上也只有追随而“变”，可惜的是外在的形式变化容易，植入我们身体内部的诟病却不容易根除。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媒体都想着如何把内容和经营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一个媒体的的发展好坏的衡量标准是否能够赚钱，而且大家公认的办媒体思路是“要像办公司那样办媒体”，认为市场化的运作理所应当的更多倾向于经营方面。曾经邹邹看到《财经时报》的总编辑邵颖波毫不掩饰的说“中国财经类媒体没有哪家是干净的”，理由就是如今媒体的不再要发稿子的权力，它要的是让稿子消失的权力。最大的头儿的权力就是把已经在传播的东西拿掉，而想要拿掉稿子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当年山西频出假记者案件皆因是媒体偏向经营的失衡再现，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拿人钱财为人消灾”的潜规则，媒体的受众群的购买力毕竟难抵一个大品牌的广告投入，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小打小闹的媒体，刚刚成立初期，对于内容的构建往往只要一两个人，而剩下的十几个人全部都是营销成员，俗称“跑业务的”。如果《同一首歌》不是背靠央视这棵大树，是否能够坚持到现在还要另说，况且后备力量《欢乐中国行》的支撑，它早已不是独家奉献，继续坚持以钱说话的方针也注定只是短期效益。《南方周末》主编向熹曾经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媒体看做一个广告媒体来看的话，其实你是把他的价值看偏了。央视这个品牌本来就不缺少广告商的青睐，《同一首歌》应该是个内容媒体，核心竞争力则是内容，而不是广告投入的多少，所以《同一首歌》从开始就走到一条死胡同中，而忽视了成功媒体发展的规律：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才是可以预期的。
《同一首歌》的停播其实与诺贝尔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人其实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乎诺贝尔奖，有媒体说，今年获奖的高锟不但出生在上海，任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而且在1996年就被聘为了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甚至上海交大物理系的曹庄琪教授说，去年和今年，华人科学家连续问鼎诺奖，说明中国人离诺奖“可能只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我们每年都在期盼，每年都会有不同的遗憾，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跟我们失之交臂。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目的的目的性太强，没有做好自己的内容。翻阅一下高锟的生长经历就可以看出，他是幸运的。他自幼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用红磷粉和氯酸钾掺和在泥土中制造“土炸弹”，是他小时候最刺激的实验。他周游列国，像传道一样到处推销他的信念，尽管几乎无人相信世界上会存在无杂质的玻璃，但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异想天开”的梦想。9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生涯，他同样有条件去塑造学生们“自由的心灵”，塑造“敢于表达意见的文化”……“能够做前所没有的事，我感觉很满足”，这是高锟成功的最大秘密，也是那些朝思暮想诺贝尔奖而不得者最容易忽视的心境。
反思下，我们身边的人每天都在渴望成功，渴望暴富，带着明显的目的上路，忽视了自己的内容，能走的更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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