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毛泽东首次访苏 (5)

                    王先金 编著

              毛泽东不同斯大林谈远东问题

    回到贵宾别墅，毛泽东的秘书兼翻译师哲问：“今天只是开了头，下一步怎么谈，主席有什么具体计划和安排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凡是要办成一件事情，总要有个开头嘛；头开好了，整个事情就好办了！”

    驻苏大使王稼祥说：“今天双方都开了个好头。”

    说话间，苏方翻译费德林按门铃走了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同志打来电话，他希望主席今天晚上能够休息好，还问主席是不是还想同他本人再说些什么？”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费德林离开后，王稼祥说：“看来斯大林同志还想同主席再谈一谈。”

    毛泽东挑明了说：“有些话，我是不能同他直接谈的，还是等恩来来了再谈吧。”

    王稼祥问：“主席为什么不同斯大林同志直接谈呢？”

    毛泽东说：“有些敏感问题，我同他直接谈不大好......”

    师哲问：“主席还有什么顾虑吗？”

    毛泽东说：“我们都晓得，斯大林同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对其他兄弟党和东欧一些兄弟国家惯于发号施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不屈服于希特勒的军事进攻和罗斯福、丘吉尔的政治压力，在许多问题上都顶过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斯大林是高兴的；现在中苏两国之间，大的原则好谈，如果牵扯到具体问题，将涉及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切身利益，我担心谈不拢，不要只看到他今天对我们很友好......”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性格，也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两位都是在世界战争风云中领导本国人民夺取了最后胜利的历史巨人，谁会让步呢？当面谈，如果谈不拢，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避开一步，使互相之间都留有余地。

    考虑到这些，王稼祥说：“主席考虑是对的，不直接谈也好......”

    师哲接着说：“有些问题，可能会有不愉快。”

    毛泽东说：“所以我不可以同斯大林同志直接谈，如果在莫斯科闹翻了脸，美国人和英国人会怎么说？蒋介石会怎么说？后患无穷呵！”

    正说着，苏联翻译费德林又按门铃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同志又亲自打来电话，请问主席究竟有哪些具体打算和确切的要求，可以直接对他本人讲，斯大林同志说他可以亲自到这里来。”

    毛泽东说：“请你替我谢谢斯大林同志。现在，我真的没有什么打算呢！”

    费德林只好退出了。面对斯大林连续打来电话，毛泽东和王稼祥、师哲都感到，斯大林的态度是诚恳和认真的。为此，毛泽东感叹道：“就凭这一点，足可见斯大林的伟大，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又说，“所以我说，我不能同他直接谈判。”

第二天，毛泽东对叶子龙说：“我这次来是给斯大林祝寿的，顺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谈，你们也不要和苏联同志谈。”

毛泽东自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无果之后，直到1950年元旦，实际上是被晾在别墅里。在这两个星期里，虽然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礼节性地拜访过毛泽东；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毛泽东被安排在显要的位置，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的礼节性活动。12月24日，斯大林按毛泽东的建议，举行第二次会晤，但是斯大林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形势。

    斯大林接着又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说：“这次来，一是为祝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所以师哲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解决。需要明确的是：应当保留1945年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现在就作个定性呢？”他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不要在法律上给美国、英国以借口......”

    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过：等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后，签订一个条约。那时没有谈到雅尔塔协定对美、英的顾虑，而新中国没有这些约束，不会主动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上的立场问题。”

    关于旅顺口苏联驻军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说可以名义上保留（不修改协定），实际上撤离，这要根据中方的要求做。如果不能满意，你们还可以提出建议。

    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目前的状况对中国有利。苏联在旅顺口驻军，可以增强我们抵御侵略的力量；中长铁路可以给中国培养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

    斯大林说：“撤军不意味着不援助中国。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有些难堪。苏军撤回，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就是赢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没有办到的事，中国共产党办到了。条约赋予了苏联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只要中国政府请求我们撤军，我们就撤，或者根据中国的要求，留驻二年、五年、十年都可以。只是不要给人造成我们从中国逃跑的印象。”

    毛泽东本来认为签订条约的事应由苏方提出，因为苏联是援助的一方，是主人，主人应该主动，听了斯大林关于雅尔塔的一番话，以为是托词，是斯大林要维持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以为不愿意签订新的条约，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但毛泽东没有回答。斯大林接着又说：“这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你们有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毛泽东又依次提到刘少奇同斯大林会谈过的几个问题。

    关于三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认为这在中国可以引起很好的反应。斯大林说：“现在就可以签。”

    总之，会谈涉及的问题很广，但都没有结果，即使三亿美元贷款也没有签。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的想法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

尽管毛泽东给斯大林看过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的电报，因此建议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签订新条约，而斯大林却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做法使毛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不信任中共的表现。

    双方的第二次会谈遇到难题，产生了不愉快。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毛泽东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泽东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们走后，师哲去看毛泽东，见他情绪很好，毛泽东高兴地对师哲说：“我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反映我们的不满）。”

    师哲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中方，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科瓦廖夫原来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时，科瓦廖夫作为随员一同前来。之前他在东北解放区帮助修复铁路。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后，科瓦廖夫就从东北来到北平，因为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了，科瓦廖夫就成为北平的苏联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他，介绍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特点等等。同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科瓦廖夫也一路陪同。应中国的请求，斯大林同意派一批专家来中国，帮助恢复经济，并研究新建项目，科瓦廖夫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的团长，成为第一任的苏联总顾问。

    这次毛泽东访问苏联，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前往。

    科瓦廖夫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科瓦廖夫在信中还说，“解放军大部分是俘虏兵，一打仗就开小差；中共党员和广大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低。”总之把中共说得乌七八糟。

    后来，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是否可把科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科瓦廖夫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选派了阿尔希波夫，来中国担任经济总顾问。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毛泽东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一直到1954年中央开会批判“高饶联盟”时，高岗1948至1949年在科瓦廖夫面前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话，成了他的一项错误证据。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师哲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

   毛泽东的祝词是由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斯大林不时侧过脸来同毛泽东说几句话，有些是逗趣的话；拉科西也从另一侧同毛泽东说话。但无论他们怎样引逗，都未能激起毛泽东一丝丝微笑，他一直是面无表情，沉默庄严地坐着。

    大会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这是过去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时，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中国代表团仍留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