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言诚文章，上世纪70年代，大陆展开批林批孔运动。说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泽东手段之一就是骂毛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这样，就将当时中国大陆“第一文豪”郭沫若吓得屁滚尿流，躲到床上不起来。

秦始皇和孔子，是与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国民党将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但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

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对于坑杀儒生，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他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人们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

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泽东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了革命的镜子。

1948年11月，郭沫若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30余人抵东北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他真诚地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演说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立予驳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8个儒，我们坑了46000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60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郭沫若先驳焚书，“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次驳收铁，“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铜而非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声，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泽东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虽然都是迎合奉承，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伟大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

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伟大领袖取得了一致。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郭沫若始终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高歌猛进，风头之劲，文艺界、学术界罕见其匹。文革初起时，郭沫若虽曾一度惊慌失措，但因为有“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还是有惊无险。然而，70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祸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毛泽东是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耐人寻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那位插话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言论，主持批林整风的周恩来却放了过去，毛泽东自然不满。1973年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到了郭沫若，“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这次不单是秦始皇了，连提倡人本主义的吕不韦也被拉了出来。毛泽东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名曰共产党”，就在１９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翦伯赞时说：“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吴、翦的下场历历在目，尸骨未寒，现在轮到郭沫若了。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又作了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风声越来越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泽东的两首批郭诗篇。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泽东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这其实是给郭沫若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沫若于危难者，依然是秦始皇。

郭沫若虽然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作家，但本质上仍旧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人。毛泽东对郭沫若先生作为共产党员却“崇拜孔二先”的严重的不满。不过，如果毛泽东活到了今天，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居然大张旗鼓地为“孔二先”大肆复古，大力提倡“儒学”、“国学”，极力向全世界推销“孔子学院”等等，或许会更加不满，甚或还可能愤怒。

共产党是什么？是为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苦阶级大众伸张正义、争取平等、民主、自由、解放的政治团体，它的存在的宗旨和纲领与孔丘的儒家为之服务的“天命的血缘的等级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封建统治阶级绝对应该是不可能相容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竟然大力歌颂起“孔二先”来，其目的终究又是为了什么呢？！

从历史上看来，中国共产党兴起的本身即紧密联系著对孔子的批判。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几位缔造者——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全都是反孔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

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孔反儒，反中国文化的一切旧的传统。但蒋介石的国民党则完全相反，他们坚决地维护传统，维护对于孔儒的崇拜。

毛泽东终生瞧不起孔子，“孔学名高实秕糠”。毛泽东自称，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即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前者成功了，但实际上隐藏著后来必然的失败。前者成功之后的失败，是因为在成功期间对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体制的完全蔑视与摧毁。

似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深思，千万不要忘了毛泽东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当然，对秦始皇和孔子，说到底是一个学术问题，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已成对“科学”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各学科都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蔡文姬。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包括他在内的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

一个天才，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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