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和电影，都是近世中国的舶来之物，现代新闻行业在华的萌蘖，略早于电影，两支奇葩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已逾百年。若照着一些“爱国者”喜欢附会牵强“上国早有之”的论调，似乎新闻和电影也算不了什么。我国早有“信史”之说，有董狐、司马迁那样不畏艰险而要真是记录的史家；在没有声光电这种现代科技产生之前，我国也有传唱千年的戏曲。

此话好似有道理，但历史和新闻之比较，虽有“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之关联，但其差别甚大。都是追求对真相的记录，史家的记录多是留待后人来“自将磨洗认前朝”，而新闻从业者的职司是告诉今天的人，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显然，现代新闻业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守护，这在公民权理念出现前，是不可能有的，尽管中国古代有太史公这样的真实记录者，也有《邸报》这种供官员参阅的“动态清样”。同样，撇开戏曲和电影形式上的差别，单就内容来说，中国传统戏曲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之说，可见戏曲总是把视角投向古代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的是忠孝节义、爱恨情仇。而电影来到中国，刚开始也有过用电影的皮罩戏曲的核，比如拍谭老板的《定军山》，拍《火烧红莲寺》。但电影在中国真正迎来辉煌的时期，是在上海这个市民化程度很高的都市里，把镜头投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电影所表达的普通人渴望平等、独立、自由、社会公正的旨趣，和传统戏曲很不一样了。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让新闻和电影，这两种一实一虚的行当，有了无法回避的交集。

资深传媒人、电影狂热爱好者张修智，独具慧眼，敏锐地看到了二者的因缘，在多年搜集上百部描写记者、表现媒体的电影基础上，写出了《电影撞新闻——影像中的无冕之王》。他在自序中说道：“新闻人的命运，新闻人的梦想，新闻人的欲望，他们在职业内外的飞翔与沉沦，抗争与挣扎，痛苦与快乐，电影都给予了细心的关照。新闻业作为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尤其得到电影大师们的青睐。”作为一个有着十年从业经历的前记者，我很自然地联系到中国的当下的新闻界现状，来思考这个行当为什么容易“来电”。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行当，它让生活在繁忙、平庸中的市民们在劳作之余，通过影像营造的场景来释放情绪、抚慰心灵。那么电影中的故事不论如何的不同，但所传达的基本价值观一定和现代人所信奉的重叠，比如渴望社会公平、警惕公权肆虐、维护公民权益、珍爱人性之美。。。。。。。而记者和现代传媒业，公众对其也有着这样的期许，尤其在市场经济发育较晚、法治秩序尚不太理想、社会正在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

任何一项职业都有其起码的职业伦理，而一些职业伦理被放大后，往往会被放大，涂上道德的“金粉”，比如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对传媒业来说，记者忠于事实、揭开真相，也仅是这个职业得以存在的起码底线道德。但诚如我尊重的传媒人程益中曾说过的那样：“说真话应该是传媒人的底线，可现在它成了一条高压线。”因为揭开真相之艰难，会使中国记者面临比国外同行更大的困惑与困境，一些很平常的、仅仅符合起码职业规范的行为，却能凸显出悲壮意义，增添几分美学色彩。比如《南方都市报》记者陈锋揭开孙志刚之死背后的真相，《瞭望东方》的记者孙春龙向山西省省长写公开信，揭发地方政府瞒报矿难死亡人数。。。。。。。这类事件，即使在中国新闻业刚刚诞生时，也恐怕是新闻从业者可以从容调查与报道的寻常素材，但在当下，几乎已成了少数有道德勇气和职业素养的记者才敢于触及的“领域”。那么，当一个行业从业者维护其起码职业伦理在现实中成为高尚道德时，它给电影这种需要“高于生活”的艺术所能提供的素材，对观众来说可能就“不过瘾”。如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一份给总统找到工作的报纸》，介绍以“水门事件”为蓝本的电影《总统班底》，后来成为新闻人楷模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伯恩斯坦，他们揭发的是掌握美国最有权的人-----总统的丑闻；而在《投奔怒海》中，日本记者“偏离”了做忠实记录者的职业规范，其不畏强暴、扶助弱小的英雄主义精神被激发，最后牺牲自己，帮助越南难民逃离死地。这两部电影将新闻人摆在一个很极端、很有戏剧元素的境地：与总统较劲，在战争中面对不讲理的军队。如此，新闻人在镜头下，所显现的已不仅仅是“忠于职责”这样单向的维度，而是更为丰盈复杂高尚的情感、道德与理性。如对任何人掌握权力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任何公权必须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种现代政治常识，以及超越民族的人道主义光芒。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他说：“诗人之能事不在于叙述已发生的事实，而在于叙述或然或必然发生的事情。”电影亦是如此，优秀的电影不论取材于古代或当下，但其常具备现实批判性，而不是一味地为现实中的掌权者涂脂抹粉。从这一点来看，当下中国一些电影人的困境和新闻人是相似的。由此，我们看到那些票房飘红的国产大片，基本上是场面巨大、制作精美、而其思想与内容贫乏苍白的“影像垃圾”。这两个行业，在自身一些致命的缺陷都没有得到制度性解决之前，张修智在书中所言的遗憾：“中国电影对新闻的拜访，在数量上都少得可怜。”恐怕还会延续下去。尽管，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新闻的沃土，也应该是艺术创作的沃土。许多新闻事件，比小说家的想象还要曲折离奇，如“周正龙拍虎”和“邓玉娇杀官”。

                                                                                                           ——摘自十年砍柴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