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时，儒学定于一尊，汉唐以后，承孔孟之学的士人渐渐成为教化天下的人师，他们以思想的高贵与皇权的尊贵相辅相成，却又时常龃龉，由此演出的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在历史的碑记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明代是一个士气屡经摧锄而起落跌扑的时代，明代士大夫因廷争之罪而由庙堂入诏狱，残身绝命者前后相接，累累成群。这些人多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褒贬得失，令朝野士大夫敬仰睹目。他们与在朝的李三方、赵南星等人深相交往，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放开言路，明言改良，整顿吏制，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做斗争。唱清流之调，行改革之事，开风气之先，但招来的却是祸患。先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接着又有高攀龙、周顺昌为首的七人被杀，又称“七君子”。今日人们常言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就出自东林党人之手，其精神境界之高，即便放至今日又当何为？

  这些被残害的社会精英，当他们面对附生于君权的阉祸，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儒学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长久的光彩。左光斗被逮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诫而谓善不可为，”全无丝毫彷徨气沮之意。在他待死牢狱的最后日子里，史可法曾潜入探视：“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辩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指拔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肝肺，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以担当世运之气，“务为危言骇论”，在皇帝面前为天下争善恶是非而得祸，但当他备受摧残，体无完肤之后，托付给心中传人的，仍然是一片担当世运之气。史可法后来以一介书生督师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从容受命，其间亦未尝没有老师留给学生的精神感召。

  几千年来，读书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批评君王，是因为君主之位与圣人之教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对于君权来说，任何批评所代表的都是一种限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士气鼓荡，只能是士大夫与君权关系的紧张。随着君权的日趋而日尊，天子的敬惮之心也越来越少。因此读书人便常常要为议论而付出自己的鲜血。然而，读书人手中的圣道并非由帝王那里得来，故即使是廷杖和诏狱也不能把圣道由士大夫的手里剥夺殆尽。于是在廷杖和诏狱之后，圣人之教还会继续酿发出士人的讽议和批评。

  随着社会的日渐进化，执掌权柄的君主发现，掌握思想与掌握权柄同样重要，于是越圣人之权而代之，政教渐渐合流。由君权产生的“圣教”借国家之力得以远播，遂使读书人没有了源头之水，成了枯涸的草木，像明代士人那般讽议的尖锐和峭刻再也难以见到。及至今日，为稻粮谋的读书人骨头之软，嘴巴之谗已是史无前例。对于这种人，即使当头一记闷棍打去，歪倒在地后会说：“报告首长，我看见了满天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