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日前发表其驻京记者菲利普·布鲁诺的文章，《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文章从中国声势浩大的60周年国庆阅兵活动入手，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不再掩饰争取大国地位的心愿。文章指出，2008年的北京奥运象征着中国重返国际舞台，同年11月的20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已俨然是拯救金融危机重创下的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上，不少时事评论家甚至提出：20国集团实际只是中美共治的两国集团。几个月后，在7月的中美华盛顿战略对话峰会时，众多中国战略和经济问题专家对中美力量对比做出了惊人评论，语气中明显流露出中国已经可以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

《世界报》这篇文章举例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余万里当时得意地表示，美国如果再想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话，需要看看时机是否合适，因为中国已经购买了近8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支付着美国一部分国债。菲利普·布鲁诺就此指出，中国在海外引发种种复杂心态；中国虽然被看作是需要与之保持平稳关系的国家，但中国的崛起，或者说中国实力崛起时趾高气扬的表现方式引发不安。文章举例说，只就贸易往来而言，根据美国一些独立研究所的调查，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其强大的竞争力每年使美国失去35万个就业岗位。不过，在军事领域，中国军队虽然进入现代化进程，但尚不足以对国际新秩序构成威胁；在境外干预能力方面，中国军队在境外支持长期冲突的能力落后美国20年。

针对中国实力的崛起，菲利普·布鲁诺提出问题：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是否将是中国称雄的世纪？布鲁诺认为，尽管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表明，不仅如今，而且可能也在很长时间内，中国都将在世界外交阶梯上不断攀升，但现在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还为时过早。文章引述法国中国问题专家卡贝斯坦和目前在台湾利氏学社担任社长的魏明德合作出版的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书著指出，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大国”这个词语，但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获得了大国地位；中国要想让国际社会承认它的领头人地位，需要首先证明它有能力在周边地区有节制地、平衡地扮演角色。《世界报》文章也引述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指出，一些立场温和的学者不断指出中国扮演中心角色的实力有限；中国近年来取得了进步，但还需要克服很多不足。在高技术领域，中国还不够先进；生态环境恶化，一些农村地区还处于半无政府状态；中国还应该做得更好。

《世界报》连续有数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一篇涉及美元做为国际贸易货币的地位。文章从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法国等可能考虑在原油交易中不再使用美元，而是选择一个由多国货币组成的一揽子货币取而代之，其中包括日元、人民币、欧元、黄金和海湾国家未来可能的共同货币。文章指出，英国《独立报》报道了这则消息，消息来自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银行和一些香港的中国银行，相关国家的部长和央行行长曾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巴西举行秘密会议。尽管沙特、科威特和俄罗斯当局都否认这则消息，但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还是应声下跌，黄金价格则骤然攀升。金融市场的强烈反应显示出美元地位的脆弱，美元做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质疑。不过，文章也指出，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中国，美元现在贬值对他们都没有好处，因为他们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迫使中国将巨额美元储备投入购买原材料，特别是石油。

《世界报》另一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涉及马来西亚总理在法国的访问。经济危机重创依赖出口的马来西亚经济。在《世界报》记者问道马来西亚经济是否越来越依赖中国时，马来西亚总理回答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最强，马来西亚经济必须重新向中国经济看齐，希望与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加强往来。比如说，中国需要能源，马来西亚可以向中国提供棕榈油。中国经济的增长应当可以使马来西亚经济重新起飞。

《世界报》观点栏目还刊载了一篇有关中国60年发展的长篇分析文章，该文作者是中国问题专家和政治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让·吕克杜明。文章以“中国党国体制面临挑战”为题，分析中国近60年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发展，两个看似截然不同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首先是被称为“毛时代”的头30年，作者将其称为是向着极权主义做着可怖努力转型的阶段；而后30年，即是由邓小平开创的经济快速有效发展的阶段。就其二者对人类人文精神的挑战而言，内容有区别，程度也在递减，可以说后30年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方面。

文章随后逐一分析了这两个发展阶段。指出毛时代的问题首先是在1949年之后，内政外交的新局势导致毛泽东在中共高层新权利争夺中的惨痛失败。他在30年代后期倚靠其军事政治权谋稳定的地位在1949年到1952年的建设期受到威胁，新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使得毛对一批政治人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的怀疑不断增加，无论是最初的高岗事件、大跃进、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及最终继承人纠纷等，都是出于毛的恐惧，他对于其至高无上权威的的痴迷日益严重。正因为此，尽管当时中国经历了严酷的镇压和大饥荒、面临着来自美、苏核打击的严重威胁，但中国当时最为主要的状态却是时刻提防对毛的背叛。

文章说，无疑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最糟糕的年代，但这样一个阶段为后来邓小平开创的经济发展时代留下历史发展的空间。后30年，虽然政治词汇在表述上被传承，国家被操控在所谓的精英及其附庸手中，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日益好转，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议论威权而并不试图废除他们。中国已从一个官僚极权主义过渡到了民族主义内涵越来越浓郁的财阀官僚主义，这一转变离虽民众期望相去甚远，但与以前相比已大为好转。

许多观察人士似乎对中国的这一飞跃继续持否认的观点，导致了在2008年西藏事件后对中国式极权控制的严厉批评。作者认为这些批评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忽视了中国近30年取得的毋庸置疑的进步，也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及中国的意志。

中国对文革的否定并没有对否定其伟大舵手所确定的政治纲领。因而两个阶段的自相矛盾是表面的，中国只会不断巩固其党国家的政权体制，而绝不会允许革命甚至是任何演变。文章在综述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后说，这些经济成就是其社会政治运行体系发生变化的成果。运行了50年之久的官僚层部分演变称了财阀商人。地方当局和企业商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完全交织在一起。他们以此共同维持着体制运行、抑制各种社会动荡，也开拓和攫取着国外市场。其策略相当明确，即以推动经济的火焰保持其在国际上的有效存在，以经济实惠作为民众的奖罚，民族主义也正与传统的马列主义配套成为政治词汇的新引擎。

文章最后说，中国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这种发展模式尽管取得空前的成就，显示着巨大的活力，但研究问题的专家乃至于官方层面都有理由相信这种模式正面临威胁。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全球危机首当其冲受到的严重影响，尽管中国官方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意通过推动绿色经济和刺激消费做出努力，但其政策的推动难免囿于两大历史遗产的羁绊，其一就是从苏联传承下来的地方官僚体系，降低了中央政策的有效实施。其次是财阀官僚的普及往往做出只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选择。

综上所述，文章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将进入一个更为困难和更为复杂的新时期。

安邦咨询认为，关键问题是，随着中国各种利益集团的发展，政府如何平衡社会利益资源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问题。目前在中国，对利益集团的讨论在近几年明显增多，从大众舆论、专家学者、官员以及党的会议，都在关注利益集团的现象与影响，并且这种关注已经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利益冲突大至划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政府资源的冲突；二是特殊利益集团与普通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三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经济利益诉求与非经济利益诉求间的冲突。如果各集团能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及程序，来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一般不会通过行贿、非暴力对抗乃至暴力等方式，来谋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满情绪。但在中国国内，一些普通利益集团（或弱势利益集团）在缺乏表达渠道时，往往会激化成抗议性的、暴力性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地方政治稳定及发展造成威胁。

中国现有的利益集团格局，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实行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推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文化上则被“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集团的利益差异极小，利益集团单一化，并且被高度政治化。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发展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填补了社会真空。同时，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执政党和政府也开始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正视利益集团存在的现实。

导致中国当前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的主导因素是经济因素。因此，以经济因素作为划分利益集团的主要标准，适当兼顾社会利益作为参考，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现实的划分原则。划分利益集团的标准至少应该涉及资源、代言人、规模与影响力、诉求、隔阂与差异等因素。

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复杂而多元，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环境。由于中国国内缺乏透明的机制，各种行业无法有效反映利益诉求，因此只能建立各自的管道，并透过各自的管道去表达，这是形成多元利益集团格局的根本原因。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利益集团时强调其组织化程度，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利益集团或者只有很少的利益集团。但组织化程度对于西方国家也许是合适的指标，对中国却并不合适。由于历史因素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除了官方的利益集团外，中国的利益集团注定了组织化程度很低，然而，组织化程度低，未必效率和影响力也低。

由于一个社会所能拥有的利益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社会资源的现象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将形成激烈的斗争。而且，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增多，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还会增多，方式也会更加复杂。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然，利益集团的活动并不仅仅表现为冲突，还表现为利益合作。有共同的诉求，就会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会形成共同的利益板块。这是当前利益集团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实际上，中国的利益集团格局中，可以轻易发现有很多的利益板块存在。比如，中产阶级其实就是一个利益格局中的一个利益板块。就一个社会阶层来看，中产阶级分布广泛而分散，但相对共同的利益诉求会使他们成为一个利益板块。又如，国有企业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利益板块。不同的国有企业可以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在市场中可能也会有冲突，但当面临涉及国有企业整体利益受损的时候，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利益板块。在公共产品价格改革方面，不同的国有企业就可能形成利益板块，以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此外，由于政府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国内各级政府往往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寻求“合作”的对象。

一旦政府进行寻租，会很快与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利益板块。比如，在备受争议的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商有时会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利益板块。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都曾经出现过。在少数地方，在某些时候，黑社会组织也会与政府官员结成一个利益板块，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利益集团在中国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利益重组，中国的利益集团将会更加多元化，其诉求表达会更加多样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有效平衡国内的利益集团的权益，决定了未来的中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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