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吴萌先生国庆节前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穿上汉服就能理解三字经？》一文时，首先想到的是一则历史典故：当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名学生说只有穿上古服才算遵得古礼时，王阳明反问说难道戏台上穿着古服的演员就是在遵循古礼吗？就此而言，吴萌先生认为穿汉服未必就能真理解《三字经》，更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有些人喜欢穿汉服，绝不是大作家王蒙先生所讥讽的“走火入魔”，更不是有些学者所批评的“狭隘民族主义”。否则，举国上下视西装为正装且如痴如醉又算什么呢？其他族群穿自己的民族服装都是“狭隘民族主义”吗？显然，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退一步讲，即使汉服运动给人以“行为艺术”的感觉，在一个允许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也应给予必要的尊重。须知，服饰自由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况且，汉服运动绝非“行为艺术”可以概观。任何一个族群的服装总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审美基调和民族特色，职是之故，阿拉伯人有白衫、印度有纱丽、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越南有奥黛……，世界因各个族群的不同服装而变得更加绚烂多姿。中国一向被誉为“礼义之邦”和“衣冠上国”，服装传统源远流长，唐代大儒孔颖达就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遗憾的是，建国以来，中华民族一度成为世界上服装最没有传统和特色的民族，汉族尤其如是。

如今，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部分国人开始尝试着穿起传统民族服装，这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此外，穿民族传统服装也是提升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种有效手段，正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所言：“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和身份辨异。”

但是，“汉服”称谓有一定的歧义性和敏感性，因为容易将汉代服装和汉族服装混淆，而且常有人把“汉服运动”与“大汉民族主义”等同起来。所以，笔者主张以“古服”、“华服”、“国服”等称谓代替“汉服”。“古服”突出的是服装的传统性，“华服”突出的是服装的民族性，“国服”突出的服装的中国性。三者之中，“国服”的提法尤其能增进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因此最值得提倡使用。

当然，何谓“国服”可以讨论，因为自“黄帝垂衣裳而治”以来，历代王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中国历史上的服装样式和民族特色在传承过程中迭经变化。比如有汉装，有唐装，有明装，有清朝的长袍马褂和旗袍，还有现代的中山装等，并无“大一统”的“国服”可言。笔者认为，“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凡是能够体现中国性和表达民族性的服装皆可列入“国服”的范围，更可能的是综合各朝代、各民族的服装样式创新和改制新的“国服”，正如西装先后糅合了欧洲传统的渔民服、水手服、马夫服、燕尾服、军制服等而改制和创新而成一样。

在不少国家，公务员穿什么服装都是有传统约束或法令规范的。欧美国家的公务员习惯穿西装早已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务员多穿尼赫鲁装，前两年马来西亚则提倡公务员穿改良后的中山装。所以，中国公务员的服装也应自觉地向“国服”靠拢。与此同时，“国服”还需要商家予以更多的研发和推广，尤其是需要社会各界多给其一点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