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栏）

酒后驾车已然成为一种公害，近年来，有关酒驾特别是醉后驾车酿成人间惨剧的新闻层出不穷。公安部到各地交管部门都在加大打击力度，最近公安部在《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明确列入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内容。这一条意见引起广泛的讨论，有人从法理上分析其不妥当，亦有人认为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治理酒驾绝非短期内靠出台法规就能奏效。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当然是日积月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形成这种文化的社会基础，其改变确非一蹴而就。但既然文化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一定会随时而变，当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居民生活状态发生较大变化时，某些可归为文化范畴的习俗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就必定会随时而变，而管理部门顺应这种趋势，用制度的力量来促使这种变化的加速。以饮酒为例，中国人确实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传统，酒文化对中国人的社交影响巨大。但我们把视野放广一些，会发现酒文化发达几乎是所有农牧民族的共同特征。以酿酒技术而自豪的法国人，早年开发西部的美国牛仔、历史上的日本浪人，更不用说生活在寒冷土地上的俄罗斯人，哪一个民族没有好酒的传统？但是，在美、日和欧洲，酒后驾车远没有今日中国这样多，当然有政府处罚严厉的原因，但更有工商业文明已经使农、牧业时代的酒文化有着不得不变革的时代压力。

走南闯北的中国人可能有这样一种体会：越是经济欠发达、信息比较闭塞的地区，酒风越盛，牧区更是如此。去西部许多地区做客，主人生怕你喝不好，频频举杯劝酒，不醉不欢；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主人很少劝酒，由客人自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地理、人口的因素，如西北东北地区特别是牧区天气寒冷，人烟稀少，人聚在一起显得尤为亲热；更有经济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原因。

如果将横向比较置换成以时间为轴的纵向比较，可能更为清楚一些：农、牧业社会，人的生活节奏较慢，聚在一起喝上半天很正常，这在生活节奏较快的大都市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交通、通讯欠发达的农、牧业社会，浓郁的酒文化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并不大。人们在劳作之余，聚在一起狂饮，对农业、牧业生产的影响有限，对其他人的权利如公共安全的伤害的风险是不大的，古代也有酒醉坠马的悲剧，但在那个时代，即使人喝醉了，马也不会醉，伤害其他人的概率并不高。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剧，进入到工商业社会，分工日趋细致和专业，长时间饮酒甚至喝醉，显然是很难胜任多数工作。我们很难想象早九晚五的上班族动辄醉醺醺上岗。而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则是传统酒文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理由了，在前几十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一方面处在国有单位体制下，节奏并不快，甚至可以散漫；另一方面家庭拥有汽车的很少，开车的多数是专业司机，社交场合酒风浩荡对社会并无太大的危害，顶多是喝醉者倒卧街头。可一旦私车数量急剧增加，如果酒文化没有根本的改观，那么酒后驾车就可能成为常见现象。而酒后驾车和牧区酒醉者骑马走在草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酒后驾车特别是醉后驾车，等于驱虎入市，是不折不扣的马路杀手。那么，在农牧业社会正常的酒文化，到现在就成了典型的“陋习”了。观察北京、上海等私车数量巨大、有关部门治理酒驾较早的城市，可知传统的“酒文化”是可以随时而变，变得更为健康。比如几年前北京市里朋友聚餐，多数人就不再劝司机饮酒，甚至阻止司机饮酒。-----这不能说明因此北京人就变得不好客了呀。

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概言之则是相互影响，文化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正如今日我们看古装电视剧，看到晚清一些士大夫待客，将烟枪推给客人让客人吸一通鸦片，觉得惊讶，而在当时却很正常。那么后人看今人在交往中，使劲地劝对方喝酒抽烟，也许会同样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