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大典之后，几家知名网站不约而同挂出了我先前写的一些呼吁复兴国服的文章，当是受了胡主席身着中山装（西方称毛装）出席庆典的影响。为胡主席设计中山装的北京红都服装公司已表示，该款中山装不久就会推向市场。公务员。看来，人们期待已久的国服即将盛装亮相、风靡华夏，而对已争论数年之久的国服问题也需做个总结了。

一些劈头盖脸就给国服运动“戴高帽”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说穿国服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问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难道他们都是“狭隘民族主义”？中国人穿外来服装并不意味着不爱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同样，穿国服也不等于排斥外来文化或拒斥全球化，而是“国服在身，我心包容”。显然，服饰文化与民族主义并无必然联系，不能纠缠在一起。

也有人说穿国服是“盲目复古”。“复古”或有一点，“盲目”则无从谈起——举国上下穿西装就不“盲目”？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趋势。在现代服装甚至是洋装垄断服装界的情况下，中国人穿点自己的传统服装，与其说是一种“复古”，毋宁说是一种“创新”，是对自家数千年服饰传统的一种合乎情理的尝试与回归，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还有人批评穿国服是“侵犯服饰自由”或“行为艺术”。生理的皮肤受之于父母，无法选择；服装却可随个人喜好，随意更换。问题是，一个族群的服装总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审美基调和民族特色。从理论上讲，中国人有穿“和服”的自由，但在现实中却何其少也！如果说穿西装是服饰自由，穿传统服装又何尝不是服饰自由呢？即使是“行为艺术”，在一个允许个性张扬的时代，也需要给予必要的尊重。

有意思的是，大作家王蒙先生前不久身穿唐装出席会议，开口却批穿古服读经典的孩子们“有些走火入魔”。不禁要问：“只需王蒙穿唐装，不许孩子穿汉服”，到底是什么逻辑？当然，有关国服的话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国服复兴显然已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现在亟需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国服？

自“黄帝垂衣裳而治”以来，历代王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中国历史上的服装样式和民族特色在传承过程中迭经变化。现在流行的就有儒服、汉服、唐装、对襟褂和旗袍、立领装、中山装等，并无“大一统”的“国服”可言。笔者一向认为，“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凡是体现中国性、民族性、传统性的服装，皆可列入“国服”的范围。与此同时，“国服”也绝非一个款式，而是一个包括礼服、休闲服甚至是工作服在内的系列。

就目前情势而言，国服的发展也并未定于一尊，而是健康多元的。峨冠博带的儒服（深衣）深受一些民间儒学爱好者的推崇，雍容华贵的汉服深受一些年青人的喜爱，唐装（改良款）和对襟褂深受一些海内外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青睐，长袍马褂至今仍在台湾有一定的市场，至于中山装和立领装，则因其简洁朴雅而成为一些公务员和年青人的风尚。

然而，中国国服中的礼服，尤其是公务员国礼服似乎还是需要有个基本的范式。在不少国家，公务员穿什么服装是由法令规范或传统约束的。欧美国家的公务员习惯于穿西装，印度的公务员多穿尼赫鲁装，前两年马来西亚则把中山装列为供公务员选择的三款服装之一。在中国，最为合适的公务员国礼服，恐怕非中山装莫属了。

中山装是贯通历史和现实、融合中西文化的杰作。中山先生曾解释其蕴义说：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四维”，封闭式翻领表示严谨治国，笔山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无缝表示追求国家和平统一。历史上，民国政府曾将中山装法定为公务员服装，解放后中山装则一度一统天下，2007年中山装又曾入选世界十大有影响的套装之一。目前，尽管以中山装为国服还存在争议，但以之为公务员国礼服的呼声却是最高的。

当然，需要突出传统特色和统一范式的服装还很多。前几年改装的法官服就没有一点中国特色，近两年有些大学尝试“中华学位服”则是不错的主意，可惜尚无定论。不过，胡主席于国庆大典身穿中山装，毫无疑问会激发一股中山装热，有可能使中山装自然而然演化为公务员等群体在外交礼仪、国家大典、传统节日和文教场所等重要场合的国礼服甚至是常服。

最后，再次郑重建议和呼吁：中国公务员，中山装才是你的国礼服！请你不要再西装革履、以洋为美了！请你大胆地穿起自己的国礼服！请你在重要的场合和时刻为自己的国礼服别上鲜红的国旗纪念章！请你做一个自尊、自信、自强、自豪的中国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