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近日通过新华社总编室向读者致歉，致歉的原因，是温家宝总理发现，他在新华社播发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文中，对岩石学的分类原来并不科学。人非圣贤，孰能无错。错了怎么办？温家宝总理做出了榜样。 

榜样是用来学的，否则就没价值了。谁学？主要该政府学，又尤其该教育部门学。

尤其该教育部门学，是因为中国教育不仅出了错，而且出了大错。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就是两个不适应：“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教育当然有成绩，但什么样的成绩，都掩饰不了这两个不适应，补偿不了这两个不适应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

损失如何巨大？诺贝尔奖花开花落都无关中国公民，就是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例子。

无论有着怎样的争议，都无法否认，诺贝尔奖是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少，直接印证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我们以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我们以世界第三的GDP，竟一直不能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盘散沙般的三千万海外华人，却已经在科学领域贡献了8个诺贝尔奖得主，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科学天赋。

 我们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为什么迟迟不能做到？有很多堂皇的解释。最新的解释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他大致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对科学投入不够，二是中国的科学传统还不够强大。

 杨振宁先生这个回答的不足是明显的。用他的这个回答，无法理解何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会诞生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的高峰。杨振宁先生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没有那个时代培养的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创造精神，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同样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李政道、崔琦。新中国科学界的顶尖人物，譬如人们津津乐道的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也主要是那个时代贡献给我们的。

 但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被极度的战乱和极度的贫穷交替折磨的时代，同时也是现代科学体系刚刚建立，科学传统还远远谈不上久长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多少教育文献、科学文献，都是在马粪纸上写成的；那个时代的多少教育巨子和科学巨子，都是在茅棚中，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时代何以能创造那样神奇的伟业？因为那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与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最接近，因为那个时代的教育体制与世界先进教育体制最接近。理念就是生产力，体制就是生产力，只要向着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大胆接轨，中华民族在科学上的创造就不输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明。

 用这一点来解释为什么现在，综合国力已极大提升的现在，我们反而无力问津诺贝尔奖，应该是再恰当不过。问题不是缺钱，也不是缺科学传统，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大胆探索和改革，就显得特别有针对性，特别语重心长。

 教育有错而且是大错，而所有错中最大的错就是不认为自己有错。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部门对中国教育跟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的巨大落差似乎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总是宣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总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一贯正确，永远正确。

 总理不停地谈论教育，追问教育，总理很着急。着急的当然不只是总理，全国人民都着急，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但如果教育部门自己总是浑然不觉，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越来越好，那么大家着急又有何用？

 总理知错即改，教育部门岂能无动于衷？教育部门不能面对滔天批评而仍然总有理，比总理还有理。教育部门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教育要改革，甚至教育要革命，但这首先应该从教育部门知错认错开始。

——见今天《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