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颇以为《创世纪》中关于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姊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则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是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则都是愚蠢粗鲁，面目可憎。如若《创世纪》的著作人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那么明白，则《创世纪》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中非有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是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渗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使之有形质。水即流动生活于这当中而有了具体。

元朝名画师赵孟頫，他的太太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已引用过这个泥土和水的譬喻。当夫妻俩都在中年的时候，孟兆页对她的爱情似乎减退，想纳一个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动，便取消纳妾的念头。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对于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则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做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和设立祖先祠。

中国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著作家称为一种宗教。我相信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中是很对的。至于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于它的里边很少超自然的成分。它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时并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礼仪造成一种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为凡属信念是不能没有表现方式的。照这种情形而论，我以为对着一块长约十五英寸的长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国把英王肖像印在邮票之上并没有什么高下。第一，中国人对于这种祖先之灵并不十分视同神道，而不过当他如在世的老长辈一般侍奉，他并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并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间的必有一种施必望报的情形；第二，这种崇拜仪式不过是借以对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礼，不过借这一天使全家团聚一次，并纪念祖先对于这家庭所贻的世泽。这种仪式充其量不过如替长辈做一次小规模的生日，和平常替父母做寿，和美国的举行母亲节并没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士不许中国信徒参加崇拜祖先的仪节，其惟一反对理由，是因为祭祖时大家都须跪地磕头，认为这是违反十诫中的第一条。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谅解的表征之一。中国人的膝盖不若西方人的膝盖那样宝贵，中国人都向他们的皇帝、官府磕头，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头，被视为常事。所以中国人的膝弯较为易于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几个头，也不会使他即因而变为一个崇信异端的人。城市村镇中的中国信徒即因此和一般的社团生活相隔绝，不能去参加大众节日的欢聚，也不便捐助这些节日的戏份。所以中国的基督信徒是差不多和本族的人不相往来的。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四川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的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果然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烟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据吴经熊博士在某篇论文所说，则是因为孔子乃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无非也和名歌《甜蜜的家庭》的作者其实从来没有享过家庭幸福完全一样。如若孔子幼时他的父亲尚在，则他的父职概念便不至于会这样的深刻远到。再则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亲尚在世，则结果恐怕更坏于此。因为，如此他即有机会可以看到他那父亲的弱点，而会觉得力行纯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总之，他出世的时节，父亲已经故世，并且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死后，他就将母亲的遗体葬在“五父之衢”，这当中或者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后来居然有一个年老妇人将他父亲的葬处告诉了他，于是他方将母亲的灵柩迁去合葬。

这一个巧妙的假说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不必苛求。但中国的文学中对于家庭理想的必须，确实举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单位，而只是家庭单位中的一分子为出发点。由“生活潮流”假说（这是我所题的名称）所具的生活观念为之支持，而由认力行天性为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哲理证之为正当。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个人主义的理想显然不能并立。一个人终究不能完全独自一个人过一生。照这样的个人观念，太缺乏实在性。我们对于一个人如若不认他是一个人子，一个兄弟，一个父亲，或一个朋友，则我们当他是个什么东西？如此的个人将成为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物。中国人的心理都偏于生物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人类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关系。因此家庭即自然成为人生中的生物性单位，婚姻也成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单是个人事件。

和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人并不是个人，而被认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个必须分子。这个就是我所谓“生活潮流”假说的意义。人类生活就整个而论，可以为包括多种不同的种族生活潮流。但人们所能直接触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东西两方都有家庭如大树这个譬喻，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这大树上的一枝，借着树干而生存，尽他协助树干滋长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们所见，人类生活显然是一种生长或连续作用。在这当中，每个人都在家庭历史上有一番作为，尽他对于整个家庭的义务，不过成绩有优劣，有些替家庭争到光荣，有些使家庭蒙受恶名。

家庭意识和家庭荣誉的感觉，或许就是中国人生中惟一的团体精神或团体意识。家庭中每个分子因须振其家声，必须好好地做人，而不得遗羞于家族。他应该和一个球员一般将球推向前去。败家子不但是个人之耻，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个球员失足而被对方将球抢去一般。凡去考试而得题名金榜的好像是一个获得胜利的球员，光荣不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一家。考中状元或不过一个三甲进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连亲戚和同乡都受到精神上的兴奋和实质的权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后，乡人尚会夸说某某年本乡怎样出过状元。从前人中了状元或进士时，全家全乡都举行庆祝，荣归挂匾，大家何等欢欣兴奋，觉得荣耀非凡，人人有份。和这个相较起来，现代的学校毕业接受文凭时是何等的冷静缺乏兴趣啊！

在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内，其变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地受人尊奉，指挥别人。更重要的，女人的插身于家庭之中，使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装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一个妻，而实是这株家庭大树的一个关系生存和必须的分子。因为使连续成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个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来的媳妇的体质心性为依归。一个聪明的家长，于选择媳妇时，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园丁对于接果树的枝必须加以选择一般。很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乐，都以他所娶的妻为定，而未来家庭的整个性质也由此而决定。孙子体格的强弱，性情的优劣，完全以媳妇的体格性情为依归。因此就产生一种根据于遗传性的无形的，界限不分明的优生学，注重于门第的高低。实则也无非是家长对于未来媳妇的体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种取舍标准。普通的标准大都着重于她的家教。依传统的说法，最好的媳妇应出于勤俭书礼之家。有时候家长发现所娶的媳妇不贤惠时，他便要咒骂亲家的家教不良。所以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种教养女儿将来成为好媳妇而不致贻羞家声的责任，例如不会烹饪，不会做年糕之类，都须视为没有家教。

依照这种家族制度里边的“生命潮流”假说，永生几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触到的东西了。一个祖父看见孙儿背了书包上学校，便觉得他好似已在这个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抚摸这个小孩时，他即感到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过是家庭大树上的一枝，或永远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虽死也是快乐的。因此中国的家长所关切的事情就是：亲见男婚女嫁，视为比将来自己所葬的坟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须亲眼看见媳妇或女婿是怎样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并且满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无遗恨了。

这种生命概念的结果：使一个人对于任何物事都有一种伸长的见解，而不再认生命为始于个人，止于个人。球队当中虽有一两个守卫中途退出，但他们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补，而球赛依旧可以继续下去。成败也因而变换了性质。中国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须无愧于祖宗，并且无愧于自己的好儿子。中国官员在辞职时每引用下面这两句老话：

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许就是儿子不肖，不能维持家声、保持家产。一个富翁看见他的儿子好赌，就觉得他半生辛劳所积聚的家产不能保持。如果儿子失败，这失败便是绝对的。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她如有一个五岁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历尽艰难去教养他。中国历史中这种守节抚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经历多年苦况之后儿子成人，一旦飞黄腾达。蒋介石就是这类事件的一个最近榜样。他幼时和寡母常受邻人的欺侮，但寡母因有这个儿子，终愿奋志抚养。寡居的母亲，由于她们的富有实际见解，常常教养出才德俱优的大人物。这桩情形使我觉得单以抚育儿童而言，父亲竟是不必要的。寡妇的笑声最响，因为她总是末了一个发出笑声的人。

因此，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顾到。此即孔子所关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后理想原是异常属于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话不单是对于枝节问题的一种表白，而实是政治的最后目标，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学者所谓的达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其目的在于使政治成为不必要。因为这种和平是发于人类本心，极为稳固的和平。

注：摘自林语堂著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点评：近来，吾是“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详见：看鲁迅的随感录，才发现中国的百年梦魇？），正如在中国人的两大致命缺点指出，第一大缺点：不认真。第二大缺点：太聪明。若以论中国人崇拜之聪明论不认真，否所知者！读朱文公《政训》，有一节云：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

这，洽如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详见：陈眉公醒世三十六语）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然，装糊涂者，太聪明呼，大智慧呼？可为不认真一解呼？

另外，此点也如日前被删除之好友推荐文章，附于此，望和谐待之。如下：

“三个中国”的死结与胡温的治理困境 作者：谢兴

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的失望。参见：为何胡温名列好人榜首，但其政府及官员不获信任？

但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标准，扩大了社保覆盖面；在农村，减免了多项税收，医疗保险也开始起到解除最大后顾之忧的作用……等等等等。

这种评价，不是来源于官方媒体的灌输与宣传，而是发自基层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如果只是源于宣传，那么这种宣传从来就未曾间断过，导致的民众认知应该是“一直就很好”，而不会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了对同一社会变化的不同判断。更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经历了这30年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一分为三，“三个中国”呈金字塔结构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围绕着党政实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中间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约包括没进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小企业主，手中无实权的一般公务员，非垄断企业的白领，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数最多的塔基部分，是城乡基层低收入民众，大约包括全部的农民及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及非垄断企业的蓝领。

由于面对社会分化后官民、贫富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胡温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和谐”只是抽象的表达，它在现阶段的具体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缓解相对利益受损最严重这部分人的不满，使他们不致因对生活的绝望而走向极端，以免“和谐”成为不可能。这就要求，胡温必须在政策上对处于金字塔基层的这部分人倾斜，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正因为此。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调整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定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分饼的结构，让“第一、二中国”向“第三中国”输血。现实情况却是，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攫取和垄断了最多的利益资源，他们既是民众不满的最大焦点，也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块头太大、势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权力体系内部，所以胡温也搬它不动，只能让它呆在那儿，形似敲打，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二者各守其界，相安无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产阶级，这是近年来中产阶级普遍感觉处境趋于艰难的原因。应该相信，胡温也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此次金融风暴后的税收调整，最能说明这种无奈：明明是急于启动内需，却刀刀插向中产阶级的软肋。此时此情，关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基本问题，胡温的问答是“拉两头，压中间”。很自然，他们收获的也是上层的认可，下层的拥戴及中层的反感。当然这只是社会大的脉络，具体到部分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那些仍然遭遇了强拆、强征的市民和农民，可能对政府只有愤怒，没有拥戴；那些正处于政策扶植行业，或因其他具体政策而受惠的中产阶级，心中也满意大于反感；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锋扫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更会满怀不平：谁都知道，反腐在现阶段主要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反腐部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暴力机构，和红军时期的肃反机构、延安时期的整风机构、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颇可类比。自从邓小平将党内游戏规则由“恐之以暴力”一变而为“诱之以利益”以来，上级对下级就开始产生“权威不足”的新问题。以邓的个人威望，这当然不成其为问题，但继任者就头痛了，于是经常会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正因如此，有必要高悬反腐的利剑，让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有所恐惧，知所尊从，维护权威。这是近年来纪委不断扩权，职权有渐向锦衣卫看齐的大势之所在。

按理说，纵然基层利益在现阶段得到一些补偿，但其相对所得与现阶段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仍不可比。但人心就是如此，视所得为当然，总是站在已得的基础上来衡量变化：昨日之得虽有政策因素，但已经成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愤。虽然以人数论，上下两层相加远多于中间；按资源论，全部中产阶级也未必比得上特殊利益集团。但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由于囊括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社会风评。

垄断了媒体话语权，他们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视角，就是媒体的视角。正如古代史书其实是帝王将相史一样，所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谓舆论，其实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所关心、所思、所忧及所好。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舆论”框架内的胡温，自然形象越来越矮小。周立波“笑侃”节目的走红，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几百元一场的门票，进来的怎么也不会是低收入人士。（详见：“海派清口”周立波，仿调“毛邓江胡温”）

中间阶级的这种反感，在现阶段并不能给胡温制造多大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这种转型，离不开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最可依赖的力量。胡温只要还想在其位时真正有所建树，而不只是“维持”住了就准备交班，他们就必须面对如何协调“倾向下层以保持稳定”这一短期目标，与“扩大中产阶级以促进转型”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挑战。能否战胜挑战，出路也简单，就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撬动特殊利益集团，压缩其利益空间。

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关键是胡温在现行体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依靠力量，他们自己都身在包围中，被绑住手脚。如果发动中下层力量，又可能面临不测之险。这种体制的困境就像木桶，桶不变则容量大小不变；如果要换大桶，就必须打开小桶，如此可能导致存水流尽。稳妥的做法是：先将小桶装入大桶，再将小桶打开，使水注入大桶。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以社会基础的变化，带动上层建筑水到渠成的改变。这不是执政者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引导和促使某种有利于转型的力量消长变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撬不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要维护稳定只能从中产阶级抽血，从而使力量的消长不利于转型；如果从转型需要出发，保护和扩大中产阶级，则基层的困境难以缓解，稳定难以维持。

谁能解开此一死扣？（参考：中国高层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参阅：中国千万富翁80万人，5万人资产过亿

中国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只需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