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启示:智力的秘密?成长环境更重要!
编辑整理:心理咨询师大雄(Andy陈智雄)
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而她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罗杰·科恩伯格的父亲阿瑟获得诺贝尔奖数十年之后,罗杰·科恩伯格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人都有疑问:遗传才是智力的决定因素吗?
西班牙神经系统研究专家何塞·马斯德乌说:“诺贝尔奖并不只是无与伦比的天才的结果,它更是努力、学习和技巧,尤其是坚持的结果。”坚持和外界刺激更为重要。研究显示,神经系统的某些特征是可以遗传的,但它们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只有15%至20%,其余的智力发展是变化的,根据个人的生活改变和定型,包括父母的激励教育和子女生长环境影响的结果,其中特别的激励可以使神经结构改变和发展。
科恩伯格从12岁开始就生活在父亲的影子和激励作用下,伊雷娜·居里18岁开始给母亲当助手。也许最能说明在培育天才方面外部激励比基因遗传更重要的例子是J·J·汤姆森,他在190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的最大成绩是培养了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仅他的儿子,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7名学生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华人)就读的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60年代是黄金时代,当时帝国理工学院有接近10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电机系就有匈牙利籍的获奖人丹尼斯·加波(Dennis Gabor)教授。
我赞同马斯德乌的看法,“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和激励,对于从父母身上遗传的智力基础向更高还是更低程度发展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教育子女的方式比基因遗传更加重要。丁伯根兄弟的成就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是惟一获得诺贝尔奖的兄弟,他们的父母并非才华横溢,但非常注重对他们的教育。
到了公元2009年,共有九名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是华人。其中,有八个人都是美国籍,一个人则是法国籍,2009年新近出炉的诺奖华人高锟是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他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在英国接受大学以及博士教育。
诺奖华人得主中,高锟和崔琦,都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香港读完中学。但是他们的大学教育以及研究生涯以及成名的工作机构,无一例外都在外国,研究成绩和中国的关系不大,研究成绩与中国的学术和科研环境无关。(香港信报)
《孟母三迁》的故事,有很多人听说过。孟子小时候家离墓地很近,就常常玩办理丧事的游戏,他母亲说:“这不是我可以用来安顿儿子的地方。”于是搬迁到集市旁边,孟子又做学商人卖东西的游戏。他母亲说:“这也不是我可以用来安顿儿子的地方。”又搬家到学堂旁边。于是,孟子就做了些拱让食物的礼仪的游戏,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他母亲说:“这里可以用来安顿我的儿子。”他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等孟子长大成人后,学成六艺,获得大儒的名望,孔子认为这都是因为孟母的逐步教化。
孟子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以防他学坏。而当今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个个都没有选择在中国的大学接受教育,没有选择把中国做为研究基地,是因为什么?(心理咨询师大雄陈智雄)
【延伸阅读】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0月9日,潘国驹):
香港很荣幸地产生了三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高锟,以及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得主丘成桐。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三位都不是从香港最顶尖的中学毕业,高锟就读于圣约瑟书院,崔琦和丘成桐都毕业于华校培正中学,由于这两间中学都不是顶尖中学,他们没有太大的精神压力,在追求学问时比较自由轻松,不必时时刻刻为成绩而担忧……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英国的大学风气,学术研究都很重视启发独立创新的态度,否则一个英国哪里会产生大批像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史蒂芬·霍金等伟大的科学家,高锟的科研态度及基础应该是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时形成的。
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几乎所有的博士学位都在美国、欧洲取得的。
亚洲教育体制需要检讨。目前亚洲教育体制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亚洲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学生总是以追求分数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成绩非常重要,但也要让学生有一定的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个人的特长。不要忘记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学和大学本科的成绩并不突出,但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不少亚洲国家的科研都有跟风的趋势,大部分科研项目都要追随美国欧洲,没有办法找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提到英国学术研究的传统,非常注重建立个人的品味,在科研上敢于想前人所未想,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到别人没有预测的新领域。
第三,绝对不能以经济效益作为考虑科研的唯一政策,从高锟、崔琦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搞科研的人一定要热爱科学,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人生的至高享受。另外,除了强调应用科技,同时也要大力鼓励科普以及基础科学的研究。
亚洲有很多优秀人材、一流的设备、强大的经济条件,只要虚心检讨教育体制,很快就可以造就出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