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展期至10月18日止。香港《明报》报道，在中国作为主宾国的德国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典礼上，出席开幕礼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致辞时暗中交锋。默克尔在书展开幕式致词中强调了文学创作要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呼吁中方在书展中敢于直接面对批评性议题。习近平则指文化交流需要理解和尊重，中国参与书展可加强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但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教诲"的方式，而是对话和交流来进行交往和了解。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书商推出40多万种新书。习近平在默克尔陪同下出席开幕礼，他在致辞时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除赞美中国为书展做的准备外，也提醒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应敢于面对人们的批评，在书展中允许人们畅所欲言。默克尔指出，中国近年的政治及经济发展，在言论自由上亦要向前迈进，作为主宾国的中国应面对人们的批评。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贝岭在书展上表示，中国文化界自我审查情况仍然严重，窒碍作家的创作及写作。而有作品参展的中国藏族女作家唯色却因得不到护照，无法参加书展。

本次书展在中共建政60周年之际首次邀请中国作主宾国，给北京一个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机会，为此中国派出庞大展团参展。

作为书展的主办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开幕式上致词时强调中国有义务对公民开放言论自由，并敦促中国必须在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感。她说，“本次书展的讨论活动不能，也不会有任何禁忌。这是言论自由的基础。”默克尔还列举20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文学，特别是具有社会批评性的文学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她说：“书籍可以创造一种不同的东西，对独裁制度是一种威胁，而对民主则是一种加强。”默克尔指出，中国参加本次书展时应该完全意识到它不仅会听到赞美之词，也会听到批评的声音。

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书展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的演讲，未谈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强调对文明多样性的包容。他说，“文化的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超越偏见和误解。”习近平还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英国BBC在德国的特约记者史明说，中国官方在书展开幕式上的发言很低调，与此前中方代表团要把本次书展办成一个文化奥运的大张旗鼓的做派成鲜明对照。在书展开幕前举办的一次题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研讨会上，中国代表团为抗议主办方临时邀请戴晴和贝岭两位中国异见作家上台讲话而退席。在那次事件之后，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龙说，我们中国人来法兰克福书展不是听你们讲民主课的，中国人听外国人讲民主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此言一出引起德国舆论一片哗然，铺天盖地地批评中国不尊重人权和言论自由，而且能找到的中国异见作家全找了。史明认为，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中国官方在书展上坚持对抗态度的话，就很有可能把文化对抗演变成一种政治对抗。他说，这不符合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上讲话时也比较软化，他没有生硬地要求西方媒体要尊重中国，而是希望它们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且保证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自由。史明说，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讲话都传递出一个与以往中国宣传舆论阵地上的调子不大一样的声音。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热闹登场，中国做为书展主宾国，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期能促进文化交流。然而，被西方视为“言论不自由”的中国，主宾国身份遭受质疑。学者认为，中国的作家找到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方式，而西方在评论中国的言论自由时，经常带有偏见。

自中国受邀担任主宾国以来，不少媒体发出“中国任主宾国是否适宜”的疑问，矛头多半指向中国的言论审核机制。9月中旬一场书展研讨会中，先是原发给中国异议作家戴晴与流亡作家贝岭的邀请遭收回，随后两人“解禁”，以普通人身份出席会议，但在组织者未知会中方的情况下邀两人发表谈话时，中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场面尴尬。西方媒体普遍以中国箝制言论自由的观点报道此事，直至书展开幕，仍指此次展示的作品有限，小说类非常少，且大部分是历史小说。

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同时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和亚美研究所教授、美中媒体简报网站主任的梁志英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以粮食、教育和文化的富足来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但西方把焦点放在政治选择和表达自由上，因此不能以一个国家的情况去评估另一个国家。

此次书展的目的，不外是文化交流、让世界对中国有进一步认识。《南德意志报》认为，书展展现了中国的两面，一个是现代、人道主义和经过启蒙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官方的中国。《莱比锡人民报》指出，德国公众可通过接近中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表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如今面临转折，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已经转变，然而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书展时，仅强调批评性，但这种批判性应是相互的。

西方媒体在探讨中国的言论自由时，便经常存在偏见。“中国的言论自由基本区分为‘公开批评’和‘私人对话’。公开的禁忌话题是有的，例如直接批评政府、辩论天安门事件和法轮功。私人对话或学术讨论里，能探讨的主题更广，例如哈金或高行健，虽然他们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出版，但中国部分大学里仍讨论他们的作品。”梁志英对美国《多维时报》指出，西方媒体看待中国言论自由时存偏见，它们指得通常是没有压制和审查下的表达自由和批评自由。反过来说，梁志英认为，现代社会的压制，不总是由“党”来进行。“政治和商业在美国出版品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例如默多克的新闻媒体明显不会批评他的媒体王国，任何与他中国妻子有关的‘不奉承’报道也会被压制。西方的企业、媒体，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塑造‘想法与意识形态’。共产社会里，‘党’具有更大的公开控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军事工业集团是个非官方、但却最有权力的党。”

除言论自由，中国作家在审查制度中是否能保有独立性，也是外界观察此次书展的焦点。德国汉学家顾彬不认为审查制度妨碍好作品的出现，因为作品还能出版到国外，他认为，商业化反而阻碍了作家的创作。“中国文学商业化倾向严重，使得好小说不多，精华在诗歌。”梁志英认为，长远看来，设置审查制度可能限制社会发展，会导致“超级国家主义”，无法见到真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邓小平改革之前的社会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对经济和生活水平相当满意，但如果他们研读现代中国史，也许会理解那些超越资本主义和经济模式、存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至于作家的独立性，梁志英认为，中国的作家、知识份子，都找到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方式。“他们在印刷品与政府媒体上的文字可能是‘官方的’，但也在博客等其他网站发表意见，他们利用科技找到自由表达的管道；以往，中国透过丝路连结其他文明，现在，所有国家都能在虚拟路径上沟通，因此想防堵发声是不可能的。”相对地，梁志英认为中国在文化交流上，也应抱持着更包容的态度。“如果中国下一代希望成为‘世界公民’，他们必需熟悉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哲学、文化，思考‘其他’的伟大文明，如中东、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兴盛的唐朝在艺术、文化、思想都受到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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