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国之声综述，10月14日，本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始。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40万展商在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图书秀"上展示自己最新的作品和出版理念。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在布置精美华丽的主题馆尽展中国悠久的文化史和近年来文化市场的飞速发展。就在主宾国官方代表团100多位作家代表中国展现"软实力"的同时，一些对北京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所谓异议作家也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另一面。

本次书展总裁布斯开幕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令我们着迷，但也令我们困惑。我们接受这种挑战。”他说，“你可以喜爱中国，惧怕中国，或批评中国，但不能忽视中国。”布斯还说，书展不是奥运会，不能受到监控。但他也说，书展的作用不是政治性的，它应该是倾听不同文化的舞台和论坛。

10月14日早上10点整，在法兰克福书展论坛一展厅是本届书展主宾国中国主办的一场研讨活动，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德国蒂森基金会共同主办，讨论主题为"全球一体化中文学的独创性和融合性"。主持和参与讨论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北大德语系的资深教授、中国作家以及德国汉学专家、作家和蒂森基金会的代表。一个小时的讨论内容主要围绕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作品，促进不同国家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即使深受另一种文化文学的影响，也同样不妨碍保持本国文学独创性等。也许是因为探讨的话题过于专业，因此台下旁听研讨的人远不如展馆里参观和拍照留念的人多。讨论没有过半，已有不少听众退席。

14日上午11点，在3号展厅一个不足20平米的展台前已经聚满了德国媒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书展访客。这个展台就是德国笔会PEN的展台。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举办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由于听众将展台及过道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讨论会主持人、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女士也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主讲台前。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异议作家、环保人士戴晴等。

戴晴在讲话时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表达原本我想在我的故乡北京表达的话。开幕式上习近平说代表13亿中国人参加书展，我并不觉得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被他代表了，因为我们的书被禁止，我们出国受到限制。而习近平在讲话时只字不提中国的新闻管制，只字不提中国的书号还是由国家发放，只字不提被大家要求了多年的迟迟没有出台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只字不提赫尔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穆勒在作品中反专制。我倒觉得，穆勒代表我们的地方更多一些。”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讨论会结束后表示：“看到今天展台前挤了这么多媒体，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因为这表示德国公众非常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主宾国财大气粗，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德国公众界也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被中国官方代表的声音。”廖天琪同时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明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廖天琪说，刘晓波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没有任何受到惩罚的理由。

廖天琪说，法兰克福书展为官方的中国，也为普通的写作的人、异议作家和独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她说，独立中文笔会里面的很多独立作家经常会受到骚扰和监视，而且现在有五位会员被关在监狱里面，这包括著名异见作家刘晓波。就在习近平在发言时，有在场人士高举纸牌示威，质询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在哪里。廖天琪说，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时说他代表13亿中国人民前来参加书展，但他并不能代表很多其他中国人民，特别是从事文学工作，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的声音。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声音是不能被听见的，他们写的东西是不能被出版的。

法兰克福书展才开始第一天就似乎形成了两个中国展览阵营，双方都表现的自信而且有备而来。当然，所谓“两个中国”在此指的只是中国的两个或多个方面，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台湾。但是，两岸议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确实有所体现。为了体现“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参展方特别设立了“台湾地区图书”展台，并且在每一本书上，（即使是科普性读物、装潢设计类书籍也不例外），贴上了一个醒目的绿色标签，上面注明：“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和词句一律不予承认。”

中国是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围绕中国的活动有500多场。但是，在书展正式开幕后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和所谓的中国异见作家各聚一处，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在一场有关书籍能否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会上，中国异见作家戴晴，旅居美国的作家贝岭，生活在德国的记者史明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第一天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关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这场讨论会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人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达扬。讨论的最开始，达扬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诗人或文学是否可以代表社会良心。旅美中国诗人贝岭表示，诗人并不需要天然地承担社会良心，但一方面，诗人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诗人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因此对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历史事件有非常快的反应。而且如果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创作会比小说等等反应更快。另一方面，诗人和诗人的创作又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在书展之前的法兰克福讨论会，发生过的一次风波。会上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提出质疑，贝岭和当时的另一位异议作家戴晴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贝岭就明确地表示他只是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个人的声音，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要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意见。主持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而且中国今年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人数大概有千人以上，而且其中很多是作家和出版社的代表。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是否就能说明中国的文学是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状况？异议作家戴晴就表示，人多不一定就能反映繁荣，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写的是什么作品，他们是否生活在民间，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戴晴同时回顾了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文学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的声音在发出。人们首次可以谈及爱情、亲情，以前这种关于感情的东西都是很少被提及的。到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盛行；但是在六四之后，报告文学是全军覆没。

戴晴表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商业化还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上海宝贝》等等这样的文学似乎繁盛过一段。但她认为，这种繁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在等待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震撼灵魂的文字的出现。戴晴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她认为许多历史事实现在仍然没有被公开。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来有一些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等待这些历史事实的公布，然后我们才能期待有真正这样震撼人的文学的出现。

这场讨论会围绕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答案是“是”，但中国文学现在是还没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尤其在中国社会当代的情况下，比如说，有商业化的趋势，还有当局的一些管制措施。但人们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参加讨论的代表也都表示，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的是高官厚禄，就必须按照当局的路线来写作。另一方面，如果你写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可能会受到打压。这样的话，作家本身如果真的想写一些这种文字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戴晴表示，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震撼灵魂的文学作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非常严酷的条件。她说，这些作品并不是没有出世，而是在抽屉里，在电脑里，在人们的心里。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创造这样的作品，只不过他们一时没有发表出来，并不能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这样能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够震撼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作品出现。

中国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地位宣扬中国的文化，达到宣扬中国软实力的目的。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生活在德国的自由作家和记者史明就表示，尽管中国期望通过书展达到宣传中国的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样的目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可能与这种期待恰恰相反。因为，从中国作为主宾国这次展示的文学来看，就可以看到，其实展出的许多作品，包括小说都非常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小说。在报告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陈桂棣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书并不是中国官方推出的作品。

相反，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王兆山，德国媒体也有报道，他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江城子》，其中写道“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纵做鬼，也幸福”等等。像这样的诗作在中国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德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很难想象，这样的代表，或者说他曾经写过的这种诗作，能够起到宣传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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