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以后，柏逢时一直想去看看高扬。高扬已经是省会的市委书记了。他也曾犹豫过，因为再好的朋友，也会因为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出许多隔膜。这大概就是严光不愿意在刘秀手下做官的原因。以老朋友对老朋友，会失去皇帝的尊严。皇帝感到自己失去尊严，那严重后果不言而喻。照臣子名分对皇帝，又全失去了那亲密与坦诚。反倒不如在秀丽的富春江钓鱼，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柏逢时自有一份内在的自尊，他并不打算高攀一个高官来显示自己的尊荣。但是，他倒十分想跟高扬深入交谈，看看这个历史关口，高扬心里有什么念头。也许从高扬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执政者的心理趋向来。中国这艘大船究竟会驶向何方，这不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关切的么？

柏逢时改完高考试卷后去拜访高扬。高扬把柏逢时迎进自己的书房，柏逢时羡慕那四个大玻璃书柜里满满的书籍。高扬说：

“我请到书房来的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喜欢读书。走时，你可以挑上十本，做为我送给你的礼物。”

柏逢时这才收回自己贪婪羡慕的目光，满心高兴地坐在沙发上，说：

“没有想到你身居高位，却仍然手不释卷。”

这时高扬妻子送来两杯清茶。柏逢时抬头表示感谢。高扬妻子清秀的面孔，娴雅的气质以及她那甜柔的微笑，让柏逢时突然想起了张大嫂的粗野。柏逢时心里感到嫉妒了。

“一九四七年我们进入解放区，那一天是八月二十九。我记得咱们走时，天正下着雨。没有想到阴雨连绵，一路饱受淋漓之苦。到了解放区，天气刚好放晴，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啊。”高扬说。

“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那快乐舒畅的情景。”柏逢时说。

两个人沉默了，似乎都沉侵在沉重的历史回忆里。他们互相对视端详对方脸上的皱纹，如丝的两鬓，心里不由感慨，一弹指，一挥手，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三十年对永恒的宇宙，对滔滔的历史，只不过是如闪电般的一瞬，可是对一个人却是那么艰难曲折而又漫长心酸。

“噢！”柏逢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眨眼，可三十年了。”

书房里的挂钟，不慌不忙，滴答滴答地响着。时钟就这么不紧不迫地送走着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这时高扬打破了沉默，似乎是自我解嘲地说：

“抗战时期我们读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对官僚到处发布指示，曾感到无比的厌恶和愤慨，可是，现在你看，黄包车变成了小汽车，长袍马褂变成中山装。我是不是成了华威的子孙了？”

柏逢时眼里闪出光亮。他没有想到高扬会如此直率坦诚。他也就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说：

“改革，必须改革。而且，改革的思想哲学基础必须是人。一切为了人，一切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人的本性中最为宝贵的难道不是自由吗？”

高扬没有立即回应柏逢时的议论。高扬经历了大跃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更加懂得这个社会了。难道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社会是不符合人性的吗？稳定与安全难道不是人性的要求的吗？计划体制正是符合了人性中的安全需要。现在看来，这个计划体制不仅产生了一个极端权力，而且滋长了人的惰性，社会当然也就缺乏创造生机。个人自由精神的确是创造的泉源。然而西方的自由精神，在希腊时代就已经由海外贸易与民主制度在培育着，由哲人们在倡导着了。后来经过不断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宗教变革与思想变革，它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固定于法律之中，表现于国家制度和人们的行为之中。改革要考虑人，但这是中国的人，是受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制约的人。想到这里高扬说：

“从原则上说，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不同传统习俗中的人，思考问题时的视野和角度是不同的。有人说，你如果了解陀氏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你才会理解俄国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去统治他们。就中国而言，你如果了解鲁迅笔下的中国，你就会理解改革是多么困难。”

“可是，不能因为困难就迁就阿Q呀。”

“对人们的旧习惯固然不能迁就，但是，脱离现有的观念习俗，就可能一败涂地。改变旧习惯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中国人来说，使用暴力乃是常态。改革一旦启动，利益矛盾一旦暴露和激化，你闭起眼睛想有多么严重，而实际上就有多么严重。因此通向未来，不可能只凭空洞的自由的口号。即使将来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自由精神。因此我以为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可能仍然需要专制，或者说叫权威。西方已经建立起了它们的法律制度的权威，有了大家大体上认同的价值。我们没有。正因为没有，社会才极不稳定，正因为社会极为不稳定才更加需要政治上的权威。面对中国现实，一个权威政府，可能比自由更为重要。”

“高扬，可是我们当时正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才参加革命的。我认为不论什么样的专制都必然是暴虐和腐败的。腐败和暴虐又必然引起社会不满和愤怒从而引发动乱，那么这种专制还能有理由维持下去吗？如果这种专制本身已经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专制的必要性又从何谈起呢？”

“我承认这是一个悖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叫‘相反相成’。毛泽东对这个‘相反相成’有很好的解释。他说‘相反’就是两个矛盾的方面互相排斥。他说‘相成’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获得了同一性。如果我们创造了恰当的条件，比如，我们尽可能地清除腐败，比如，我们尽可能快地建立法制。比如，我们如果推行市场经济。当人们投入市场之中，获得了具体的经济利益后，有了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想人们尽管不满和愤怒，却不大可能使用暴力。如果社会有了足够的稳定力量，如果人们初步具有了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专制才有消亡的可能。因此我真正忧惧的，并不是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我真正忧惧的，是对社会不公和不义，总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的，那些情绪化的反抗者。社会会有许多不公与不义，但暴力永远摧毁不了它。我主张专政或者说权威，是因为，只有它才是消除暴力的唯一手段。比起无序混乱的暴力这个大巫，专制只不过是一个小巫罢了。”

柏逢时默然。他想也许只能这样。人类为了善有时不得不做恶，有时恶的确比善更有力地创造着历史。哲学家往往都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但又往往是最具驯服精神的人。因为他懂得恶的价值，并在理性上接受和容忍某些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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