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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媒体谈东西方误读

中国的崛起被称为近三十年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中国也由此重新进入世界的视野中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号称互联网、全球村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依然没有有效的改变。这种误读甚至成为双方产生冲突的催化剂。而这一切，都与媒体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带来客观和公正。这其中既有国家利益博弈的需要，也有新闻报导传统的影响。

西方媒体一向以报忧不报喜著称。无论是对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大都如此。在这样的新闻环境下，社会对事件的了解自然不够全面。比如中国，在他们看来，只有矿难、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侵害知识产权诸如此类，就是中国的增长也只被认为是威胁而不是机会。结果，当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呈现在全球的时候，其震憾力可想而知。所以每次在陪同法国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时，经常会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他们经常问要打什么预防性疫苗，大有中国天天在“非典”的状态。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中国是世界第四大旅游国。更为可笑的是询问宾馆有没有早餐，怎样划分宾馆级别的。大概他们认为法国没有五星宾馆，中国应该连四星都没有吧。到现在我还清楚记的自己陪同的第一个代表团第一天所发的感慨：“原来中国人也很爱笑”。足见西方的新闻自由造成了多大的误会和误导。不过，话说回来，西方自己也是这种报道模式的受害者。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在媒体的影响下对中国在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威胁发生了误判，也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次，西方的媒体有报导底线。一是国家利益，二是可以批评政策，但不能反体制。法国宪法就明文规定，共和体制不得做为修宪议题。当然对体制的维护，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就是宗教界也不例外。今年英国发生议员报销门事件，严重冲击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宗教团体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并发表声明，呼吁对现行体制的支持。这种行为如果套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就是“五毛宗教”而已。西方媒体的这个特点也自然用到对中国的报道。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中法关系由于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此时，胡锦涛主席应邀访问法国。法国总统不仅打破外交惯例亲赴机场迎接，而且所有的媒体对胡主席一行全是正面报道。而且警方也对任何抗议人群强力以对。甚至从地铁出来的人只要是穿黄衣服的，立即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或者强行拖上早已准备好的警车，或者干脆将他们封锁在一角。这个过程中如敢有反抗者，立即强行弹压。然而，这样一件在西方眼里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仿佛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同样的事件在2008年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时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已经倒转过来。支持和欢迎的人群进入不到法国媒体的视野，倒是少数的藏独分子占据了媒体的中心。至少对于没有在现场的民众看来，奥运火炬传递是遇到了一边倒的反对。在这场冲突中，围绕法国媒体还发生了几起耐人寻味的事件。法国电视台邀请华人参加有关西藏问题的辩论。结果就是不给华人代表讲话的机会。在屡屡申请无效后，情急之下这位华人代表脱口而出：“给我五秒钟行吗？”。结果主持人马上奚落说：“我当然给你五秒钟，否则我就成了北京了”。其蛮横无理可见一斑。另一场辩论会更为荒谬。本来是西藏主题，谈西藏就好了。不料主持人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不是专制国家？”显然只要你承认是，那好，你就被钉在邪恶的道德审判台，再说什么也无益。辩论的结果也就未辨先出了。还有一位留学生激于义愤，积极尝试给法国的媒体投稿，发表不同的看法，但都如石沉大海。终于有一天，他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国最大的免费报纸《地铁报》，不料第二天，负责的编辑打电话给他，由于他的文章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以后不得再予采用，而且这位编辑也已经受到上级的斥责。这位留学生现在在巴黎赫赫有名，就是他在“4.19”巴黎华人大集会上发表激情演说，震撼海内外华人。而且他还被选为北京市奥运会火炬手。说到这里，不得不谈到引发轩然大波的德国张丹红事件。张丹红就因为正面报道了中国，就遇到抗议，进而被撤职。随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她没有任何歪曲或夸张的报道，完全是实事求是。当时的背景是德国新总理默克尔重拾价值观外交，导致中德两国关系恶化。

最后一个影响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是财团。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财团对政治、经济、媒体的控制和影响日益深入。许多媒体都是财团控股或创办的。法国电视三台的股东是最大的电信公司布依格，最大的日报《费加罗》报的第一股东是军工企业达梭。因此，这些财团会根据需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去年中法关系最为紧张一刻，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家乐福运动。这一下家乐福最大的股东、LV集团总裁坐不住了，立即在主流报纸《费加罗》报发表声明和谈话，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一下改变了法国媒体一边倒的格局。

正是由于西方媒体表面自由实质受多重因素控制和影响的原因，包括欧洲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但又由于它们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又使得西方民众（包括中国国内部分民众）对他们的媒体深信不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地球村的时代，双方的误读不但没能化解，反而使鸿沟进一步扩大。这应该是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十分两极、矛盾而又滑稽并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