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春龙

“我在央视做节目时，从央视工作人员处得到的数据，对于农民的养老问题，中央每年的财政投入为0。”

这是北大著名教授王锡锌在今年6月27日的一场演讲中透露的，也是他现场所发的感慨。王教授在讲到国家管理模式的特征时强调，议程设置环节是政府界定问题的关键活动，而已成设置的参与者往往会更关注或制定出有利于自身群体的议题或政策，反之亦然。农民群体基本没有代表能参与到国家政策的议程设置环节中，所以他们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却改变不了一直处于社会保障边缘的命运。

中国农民活该“活到老、干到老”吗？

中国农民“活到老、干到老”是天经地义的吗？据我所知，好多农民的确觉得自己活到老、干到老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哪里敢奢望能得到第三方的保障或资助。“要想有饭吃，就得拼命，别无其他”，这是绝大多数农民朋友深信不疑的铁律。

因为，在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眼中，只有城里人、只有那些文化人、只有那些科学家才有资格获得工资、获得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福利，获得退休金来安享晚年。而自己就是个种地的，除了种地对国家又没有别的贡献，所以不敢奢望国家的能把钱发到自己的头上。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臧克家《老马》中的句子，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传神写照。陈胜吴广之所以成了历史伟人，就是因为他们以农民（甚至更卑贱）的身份，却不承认自己是“老马”，他们甚至会反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他们怀有“苟富贵，勿相忘”的美好理想。

“我们应不应该也享受到退休的待遇？”这是当下中国农民应该反问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笔者个人认为可以有。

“横竖不说一句话”并不意味着没有干活，很多时候只意味着忍辱负重而已。其实，中国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但有，而且是巨大的。

农民群体为全国人民贡献了生存必需品——粮食。这个工作别人干不了或是没有干，只有农民兄弟始终肩负着这一巨大的历史使命。正是有了充足的粮食，我们伟大祖国的其他行业的存在和发展才有了可能。在中国，农业就是工业的“母亲”。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才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但是，农业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的却很少。我国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是高付出，一方面是低投入，这中间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

所以说农民群体为整个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牺牲也是巨大的），既然政府的公务员、各大企业的工人等群体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而安享晚年，为什么同样是中国公民、也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农民群体，就不能享受同样的公民待遇呢？

城乡二元结构：弊病重重

每当看到城市森林般的楼群、公园般的环境、傍晚公园河堤上跳舞散步的人们，我都会想起我童年生活在农村时的环境。虽然到现在农村的环境日新月异，但还远未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城市，农村仍然很穷，很多硬件、软件的设施仍然很落后，而且这种差距甚至有逐渐拉大的危险。

这当然有城乡客观因素的决定，但也不能排除国家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影响。也就是文初王锡锌教授强调的农民群体在国家事务议程设置环节中位置的缺失问题。

笔者最近和一位已可称为社会精英的朋友聚会时，他向笔者抱怨说：“现在是农村人为城里人养‘儿子’！”看到笔者一时不能理解他的意思，他解释说，“我自己现在北京有比较好的工作，生活也不错。我每年让国家要缴纳一万多元的个人所得税。但这些钱都是用在了城市人口的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项目开支上，我生活在农村的父母，一点都享受不到我自己缴纳的这些税款的任何好处。”

这位朋友的话让我恍然大悟，我猛然意识到原来这种不公平在我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的确如此，是农村的父母把我含辛茹苦地拉扯大，是他们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供养我上学成才，但我现在每年给国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让他们享受不到丝毫的好处，我得拿出自己税后的收入来补贴生活在农村的父母，这无形中给出生于农村，工作在城市的人群造成了双重负担，也反映出国家对农民群体应负责任的缺失。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现状，除了对我和朋友这样的人群造成不公外，也是社会很多不稳定因素的制度根源。

城市中每家每户几乎都装着高质量的防盗门、窗，七个自行车外出也不敢随意停放，回家甚至还要扛车上楼，因为大家普遍担心那些农民工们会偷走自己的财物。是不是农民工天生就愿意当贼？估计没有人会信。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孩子上学（特别是上大学）的花费，让农民仅靠生产粮食已难以有利可图，虽然政府借鉴了西汉“与民休息”的政策，取消了农业税，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还有点力气的农民都外出打工，这有产生了在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城里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题，住房问题、就医问题等等。社会保障迥然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村人和城里人在情感上一刀两断，那些无数的防盗门、防盗窗不仅挡住了室内外空气和光线的畅通，更阻挡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

记得有个故事，一个澡堂里两个洗澡的老头，一个又白又胖，一个又黑又瘦，两个人在澡堂里有说有笑，他们还相互为对方搓背，聊家庭，聊爱好。并相约有空时一起去遛鸟散步下棋玩。洗澡结束后，两人开始各自穿衣，胖老头穿上了笔挺高档的西装，打上了鲜艳好贵的领带；瘦老师则套上了又黄又旧的汗衫。当两人在澡堂门口告别时，都显示出异常的尴尬，瘦老头也难以再提起遛鸟散步下棋的约定。

赤身裸体时，大家情同手足；而一旦加上那些有着高低贵贱外衣，就让大家自动视若路人。情感的落差和外界环境的不公，极有可能致使处于劣势群体中的极少数灵魂扭曲（处于优势的也有可能灵魂扭曲，变得官僚主义、贪得无厌），为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动荡埋下祸根。

制度公平何等重要

这个因制度的不公而给社会动荡埋下的祸根，让人很自然想起了那个经济学领域里著名的故事。

公元18世纪时，大英帝国为了开发澳洲，由政府雇佣船主将大批犯人从英国运到澳洲。开始时英国政府按照登船人数付钱，结果船主拼命往船里塞人，最终造成生存环境恶化，犯人在途中大量死亡，重现了黑奴惨痛的命运。后来英国政府想到一招，按到达澳洲时下船的人数付钱，并依据犯人的健康状况给予奖金。结果立竿见影，船主竭力改善船上的生活环境，把犯人照顾得比自己还好。这一前一后，英国政府付的钱差别在毫厘之间，仅仅是支付制度上的小小调整，效果却云泥之别。正如哈耶克所说，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一贯视城市里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为不安定因素的官员们，应该好好读读这个海盗船的故事，也需思维就会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其实长久以来，我们的问题出在了经济结构的主次颠倒上。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群总的生活水平，但现在很多情况是，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和谐和稳定，我们不惜不少人的切身利益，透过“拆迁”和“城管”这些热词背后，就可以窥见这些弊病。

所以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大多都是因上层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城市人享受的多，农村人享受地少，这就暴露出我们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去年年底在东莞有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吃亏，代工企业生产一双鞋子在美国零售市场上要卖90块钱，但我们的出口价只有10块钱，80%都是被美国人贴了一个名牌就卖那么贵。我们要拉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但是东莞很多制鞋企业的老板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其实和我们合作的美国品牌商，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他们的利润率只有1%；而我们的利润率有20%到30%。让我们去学他们，这不是见鬼吗。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也就是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价值链我们只享受的12%，但却高度集中。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说企业拿走太多，其实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而美国人在价值链拿走了88%，这88%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中被摊得非常之薄，从进口到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创意、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88%的分享面是比较广的。而我们本来就只有12%的价值链，还那么集中，政府拿走了如此大比例的利润，却不能在农民福利上有相应的作为，实在让人费解。

农民退休并非天方夜谭

著名作家丁玲曾感慨，在中国，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要真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这句话逆向理解也很有用，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认为天然不可实现的事情，其实是很应该的，如果真心想做，也并非没有现实的条件。

最耐人寻味的是，早在中国西汉的诏书中就明确写道：“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那也就是说，汉代七十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待遇。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皇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

比起西汉时期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在国力上已能完成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飞船上天这样浩大的工程项目，对农民的养老问题就更应该远胜于西汉吧。

笔者就中国农民养老的话题，专门请教过对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凌，高教授说，现在欧洲的农民养老已基本不如良性轨道，他们是农业实现了产业化，大部分农民都加入经营农业的公司，会享受到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到规定的年龄后也可以拿到足够的退休养老金。中国农村的发达程度虽然还远不如欧洲，但我们可以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

值得肯定的是，在千呼万唤之下，就在王锡锌教授感慨后的第38天，也就是2009年的8月4日上午，国新办召开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但是胡晓义副部长同时也强调：“新农保政策是要通过试点完善之后逐步推开，并不是说从明天开始大家就可以领钱了。”看来社会主义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

农民养老的国家责任终得明确。到现在，虽然农民养老保险还在试点阶段，但一个养老金覆盖全民的框架，已经清晰可见……

据悉，对于当前覆盖到农民群体的养老设计的方案是，试点地区的基础养老金从55元起步，地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但不能减少。中央财政根据地区不同给予补贴，初定西部地区补贴80%，中部60%，东部20%。

撤除一切不合理的身份限制、建立个体间完全平等的社保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以往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过的。只是这个工作，市场自己是做不了的。在此意义上，国家促进社会平等的政策就是市场经济能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当一个国家能够把“平等”作为自己发展目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必然会以发展和稳定来回报。

若这么一天，中国农民便有了真正意义上退休的资格，我们追求的社会和谐也便有了真正的土壤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