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新疆建设兵团某医院党支部书记和她的丈夫被免职了，但这帮官人在和保护莫高窟壁画的讲解员冲突中所说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不要浪费警力”注定会成为近期流行“雷语”。

照理说，“有身份”没什么了不起，人在这世上无论贫富贵贱、三教九流，哪怕是被官府文告蔑视性地名之为“无正当职业”的人，也必定有一个类似标签的身份。但这帮官人所说的“有身份”，对中国国情不陌生的人对其特殊涵义相当地了解，那就是“有特殊身份”、“高人一等身份”之意。即使和小民发生冲突，或者有干律例，也应获得和小民不一样的待遇。

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即一个法治社会，“权利平等”是其最基本的原则。而与之不同的则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曾经历过的“身份社会”阶段，“身份社会”质言之就是“等级社会”，人与人权利不平等，一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他在社会中的身份是密切相连的。皇帝至高无上，他享有的权利最大，无论是司法方面----无人能对他进行审判，除了造反；还是财产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甚至是性权利方面，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从王公大臣到低层官员，根据其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决定其享有权利的多少，服饰则是这种等级最直观的标识。那可是清清楚楚，一点都含糊不得，一含糊就是僭越，僭越则是大罪。

无论是秦以前的封建时期，还是秦以后的皇权时代，“刑不上大夫”都算一条习惯法，它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不矛盾，后者说的是相同的情节其罪名是一样的，杀人了就是杀人了；而前者则指同罪不同罚，用在小老百姓身上的处理方式，不能同样用在官人身上。在秦以前，卿、大夫这些贵族犯事了，和庶民犯事得到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在秦以后，获得官籍的人，和小老百姓的诸方面待遇包括司法层面的处理措施也大不相同。上至元勋、大臣，犯事了有“议亲”、“议贵”、“官当”之说；下至谁考了个秀才，有了最初级的功名，在褫夺生员资格之前，官府不能对其上刑具令其在大堂前跪下。

人因身份不同，所面对的裁判体制不同，这是“身份社会”诸多不平等最扎眼的。所以满清末年，革命者革命的理由就是满人有特权，特别是司法方面的特权，在旗的人犯事了，只接受宗人府、步军统领衙门等专门机构的处理；外国殖民者进入中国，最伤中国人感情的便是“治外法权”，只要是洋人，哪怕是个混混，在中国地面犯事了，只受本国领事或法庭裁决。

在如此历史背景下，“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和“不要浪费警力”联系在一起，就有一种逻辑关系。团长夫人等官人们情急之下，直率的语言很准确地反映了这种逻辑关系：警察是用来治民护官的，比如街上有人打架，或者官人们的钱包被小偷偷了，得劳烦警察。而“有身份的人”做了点错事，理想状态乃是对方的上司----同样是官人，和自己坐下来协商，吃吃讲茶；大不了内部通报批评一下。而要和小老百姓一样，让警察来处理，情何以堪呀！

建设兵团的团副，相当于一个副县长，搁在古代顶多是八品官的县丞，都有如此特权意识！我不由得心生今夕何夕的疑惑：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代契约社会，还是一个古代身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