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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黑新闻为何“错登”文娱版
↓谨防打黑被娱乐化 成都商报 10月15日 作者 隐之
2007年春天,谢才萍在一家海鲜酒楼吃饭时,终于碰上了心目中的帅哥——26岁的罗璇。罗璇身高1.82米,精明强悍,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让谢才萍顿生无限遐想。
(中国青年报 10月14日)
[成都商报一评]
猜猜看,这会是什么文章中的一段话?
可能不少人会以为它来自某本言情小说。其实不然,这段话来自10月14日某大报的法制版,是关于重庆打黑新闻报道中的一段。其中的谢才萍便是目前已经相当著名的重庆黑帮“大姐大”,罗璇则是其包养的“宠男”。
从文学的角度,这段话或可称生动。但具体到重庆打黑,这样的描述方式和内容未免不够严肃、太过轻佻和“八卦”。然而,看目前关于重庆打黑的相关报道,类似的“八卦”内容却比比皆是。比如,现在很多人通过报道已经知道,岳村戴的是什么手表,黎强乘的是什么汽车,陈明亮送给妻子的是什么礼物,但并不太清楚这些黑老大是如何有机会“黑”到如此程度的。
当然,适当曝光一些黑帮老大荒淫糜烂的生活,或可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黑帮的暴利程度。但必须看到的是,黑帮成员的私生活内容若非与犯罪有关,则即便再离奇也不应该被过多关注。因为黑帮于社会最大的危害,并不在此;黑帮事件于社会的真正教训,亦不在此。如果过多关注这类不乏“八卦”成分的内容,则这桩沉重的社会事件的价值和意义,有可能会被削弱。
重庆市一年摧毁了上百个黑帮,对全国来说都应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件。在这样一座城市中,黑帮竟然能如此成气候,这既不单单是一个治安问题,同时也远不是重庆一地的问题。也许对许多城市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如何“以重庆为鉴”的问题———如果不存在严重的黑帮,要注意不要成为以前的重庆;如果黑帮也已经成了气候,就要赶快学习重庆对黑帮施以重拳。
所以,重庆的黑帮及其保护伞纷纷落网受审,这固然大快人心,但该事件本身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沉重的。其上百个黑帮从形成到覆灭过程中的种种,理应被当做政治管理、法治完善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标本,从各个角度进行严肃剖析,深挖细掘,找寻根源。
在这一意义上,即便重庆的这些“黑帮故事”涉赌、涉毒、涉性、涉暴力、涉保护伞……随便拿出一件,都可以作为黑帮电影的原始素材,但在目前,这些故事却还远不到可以发挥其“文学作用”的时机。面对重庆上百个黑帮的覆灭,我们目前仍然有理由感到后怕和担忧,当务之急仍是为消除各地的黑帮坐大的不良环境而努力,而不是这么快就对其故事做娱乐化解读。
再评:感觉本文作者比较单纯。讲的道理虽然有道理,却不谙国情,不通当下的人心。“黑帮”问题绝不是重庆才有才那么黑。“打黑英雄”堕黑道的新闻我们也看过不止一两回了;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沈阳刘涌案,还有什么地方的黑帮有装甲车的新闻也早有报道。而媒体现在不可以自己去挖猛料,于是就炒这些花边新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女人有权有势有钱也疯狂,武则天就是古例。不难理解,人们渲染半老谢娘的荒淫和黑道大佬的豪奢,半是妒羡半是怨忿,表达了人们对当下“为富者不仁”和贫富悬殊的体认,至于这种认知是否完全真实,利害如何,却顾不得了。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但如何消除公众这种情绪化认知,媒体舆论导向的作用是很小的。遏制为富不仁,开放媒体监督才是治本之道。
二,
英语崇拜背后的商业崇拜
↓英语从娃娃抓起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青年报 10月16日 作者 王冲
从2009年起上海高校将“试水”全英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各类人才。今年首先计划在信息、金融、法律、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立项建设30至50门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
(新民晚报 10月12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英语强调到比本国语言还重要的程度。这绝对令人悲哀。语言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实力,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盛行是英美体系获胜的结果。中国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软实力不够,语言文化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自信心不足,故而才有对英语的崇拜;对英语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目前,全世界20亿人在学英文,其中大量在中国,两亿多中学生为了英语考试而奋斗,大学生也为了过四六级狂背单词。欧洲国家可以讲两三种语言者大有人在,但德国、法国这样的大国,都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在德语不断受到外来语冲击的情况下,德国政界和学界一再提出,制定一部法律来保护德国语言,德国语言学学会也提出,德国文化部以及各州文化部应改善中小学生德语教学和提高德语教学质量。法国也是如此。
独独在中国,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母语。
不可否认,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开始的,也是中国人渴望和外界交流的必然产物。这个产物在国家教育部门的强制性提倡下迅速发展,在逐渐演化为僵化的升学必考科目的同时,过度的商业开发也让它从一门语言变成商家谋利的工具。据悉,中国的英语培训产业价值150亿元,全国有5万多家语言培训机构。
有需求就有市场,但造成这一畸形市场需求的一部分原因是教育部门的规定。比如说,大学不通过四级不能毕业就是一个过时规定。实际上,大多数人一辈子用不到几次英语。
据报道,从2009年起,上海高校将“试水”全英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各类人才。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有没有水平足够高的老师?有没有这个必要?会不会在造就少数几个精英的同时,耽误了大多数学生?
对将来从事涉外事务的人才强化英语实用能力实属必要,有需求的人花钱去学英语也无可厚非,但全国性的强制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全民学英语只能制造全民疯狂,而这种疯狂正在商业利益的裹胁下侵蚀幼儿园的孩子。你知道,商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孩子的钱最好赚。这背后,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英语,是提升社会地位、出国的重要一环,因此,要从小抓起。
其实,大可不必。英语并不难,把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3岁孩子扔到英国或美国的幼儿园,半年后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的大学老师,不是逼着大家背英文单词,而是逼大家背古文。他的观点是,母语水平到一定程度后,学外语其实很简单。倒是连中文文章都写不通顺,更让人担忧。
再评:赞成作者的观点,不要把英语学习看得那么重,花那么多钱和时间上什么训练班,那是有些人要赚钱炒成的时尚。电子时代,电视电脑电影可以跟着学的机会和方式多着呢。
但是很不赞成作者说什么“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对英语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自信的体现”云云。这是无知的说法。当年法语多么火,俄罗斯人是很自负的,沙俄时视法国为敌也请法语家教。后来法国衰弱,英美强大了人们就学英语,这个世界很现实或者说很势利。你对中国文化再自信也没有用,全世界都通行英语,法国也不例外。本人一句法语不懂,前年春天就凭几个英语单词在巴黎乱转了一周,也敢走地铁迷宫;我在路上遇到的法国人现在并不排斥英语。
三,
拯救诚信先从“非诚信”行业开始
↓征信制度不能成为垄断帮凶 重庆时报 10月16日 作者 石敬涛
近日公布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负面记录保留期最长为7年,成为条例的一大亮点。据了解,目前包括电信用户缴费信息、居民水电气等缴费信息,都在逐步被纳入到征信信息中。
(环球时报 10月15日)
[重庆时报一评]
近几年来,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认为,中国社会在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两种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而美国学者福山在其《社会信任》一书中,也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
学者的忧心忡忡并非空穴来风。就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彩巨奖来说,虽然表面上是公众知情权和中奖者隐私权的冲突,但实质问题,却是福彩的运作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事实表明,一场信任危机正在侵袭着中国社会。
但是,对于社会诚信危机的拯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之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若急于求成,则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伤害了社会诚信本身。比如,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就是这样。首先,居民缴费所面对的对象,都是一些口碑和作为并不甚好的垄断巨头。在垄断利益面前,居民本就是弱势群体,有时候不得不花着很昂贵的价格,享受着很劣质的服务。而且,水、电、天然气等垄断巨头更是年年打着亏损的旗号,动辄涨价,想涨就涨,蚕食公共利益,令民众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缺少诚信的,并不是大多数的居民,而恰恰是水、电、天然气等垄断经营部门。现在,如果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制度约束的不是缺少诚信的垄断部门,而是大多数民众。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轻佻的捆绑,甚至可能成为垄断利益的帮凶———缴费信息纳入到征信信息,因为怕有“信用”污点,居民将会进一步失去与垄断企业博弈的资本,从而使垄断企业平空多了一个有震慑力的秘密武器。水、电、天然气等居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想涨就涨”将变得更加随意和得心应手。这种征信建设,很大可能只是给垄断利益助纣为虐,对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好处却不大。
在笔者看来,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实际上是用公众的权益做抵押,从而换取所谓的社会诚信。这显然是一笔不怎么公平的买卖。公民的权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沦为抵押品,无论能抵押到的东西有多贵重,无论这个赌注是输是赢,只要公民权益与公共利益下注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输掉了一切。所以,将居民水电气缴费逐步纳入征信范围,很值得质疑和商榷。这种做法对社会诚信来说,只有少许工具功利意义,而无拯救功能。甚至,与其说这是一种拯救,倒不如说是另一种消解。
再评:说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任危机,一点不假。权势者的不诚信最可怕。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管理执法者居然用“钓鱼”的办法来打击所谓的非法运营,竟然说好心捎病人者不可能是“雷锋”;而据本周《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市海淀区、镇、村三级有关部门居然联合伪造图纸骗村民拆迁,事后发总结的教训竟是万万未想到那里住了一个人大代表!
所以,很同意作者的观点,讲诚信不能只用来对付老百姓。诚信应当是对所有人和机构的约束,否则就是助纣为虐,更不公平。
四
白毛女嫁黄世仁别扯上爱情
↓对白毛女爱情观不必过于惊诧 长江日报 10月16日 作者 李晓亮
近日,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提到年轻人中流行的“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现场有两位女生表示赞同,引起网友热议。
(长江日报 10月16日 )
[长江日报一评]
从舆论反应看,以今律古“前卫”的观点,让很多人不安。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者有之,愤而大骂“90后”脑残者有之,苦口婆心作悲天悯人状,劝小女生迷途知返者有之。
激愤之语,基于自己头脑中预设的虚拟标靶,而罔顾了青年人发言的假设前提:发生在现代。喜儿或许是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黄世仁则是事业有成的明星企业家,想法我们未必能接受,但一个人有他人不可接受的想法不是犯罪,有多少学生如此认为,并没有数据,由一个案例推及一个群体,推及一种社会心理,可能反应过度。
据说这个故事当年公演时,有战士要枪击饰演黄世仁的演员。现在的“白毛女爱情观”,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文化多元的诉求。这不是是非不分恩怨不明的脑残,而是剥离了一切政治、阶层等纷繁因素后,一个青春期女生对爱情,对生活现实的一种纯属个人的见解,未必妥当,但是真实的,对待它的方式并不只有愤怒。余华说,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假如今天以今律古的假设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荒谬,那也说明当今某种大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也不是没有瑕疵的。
[现代快报再评]
需先做一个订正:文章讨论的显然是婚姻观而不是爱情观。爱情是基于爱,婚姻却不一定,联姻自古以来更多的是利害考量。我们知道,古有“抢婚”习俗,凭的是实力,根本不在乎爱不爱。“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楚王灭了息国,杀了息夫人亲属霸占她,她的抗议是做哑人)?如今的女孩子讲出这种话,无非是借以表达自己对婚姻前景的无奈(傍大款而被包的女人是不能算作明媒正娶的)。
文艺评论家熊元义是如何对大学生们评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借用“黄世仁”、“白毛女”两个定型的虚构人物发表议论,是不能自己定义这两个人物内涵的。“黄世仁”无权抢人抵债,“白毛女”不愿屈从一个毒打父亲的恶霸,这是基本的社会正义,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改变,否则就是“非人”和“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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