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腐败案，虽不是什么惊天大案，但也足以成为我们的饭后谈资。这起被称为引起武大“大地震”的腐败案，使得一位常务副校长，一位党务常务副书记落马。

不去讨论具体的案情，这场大地震，无疑会影响武大的声誉，这所百年老校，现在不得不面对在公众中形象受损的事实。但腐败案能够被揭发，在揭发之后能够得到彻查，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这对学校来说，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毕竟这些年，高校腐败案频频发生，公正合理的处理彰显学校反腐的决心，或许还能获得大众的谅解。

却也有另一种声音，较为另类的声音：与同学闲聊扯淡，不禁谈到，如果是自己学校的领导犯事了，譬如说滥用职权，干预招生，该得到及时的处理吗。领导腐败，败坏学校的声誉，有什么理由不处理呢。可是我却听到另一种声音，它认为，自己学校的领导犯事，不能落马，原因很简单，校领导尤其是校长，代表了学校，他牛学校就牛，就可以为学校搞来大量的资源，如果他轻而易举的因为一些腐败，就被拉下来，那说明校长不够牛，掌握的资源不够多，如此则很难期待他为学校带来多少福祉。

校领导犯事不能落马，原因就这么直白。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这一意见。这种漠视规则的想法，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以集团利益为出发点，归属于某一利益集团，自身利益与集团利益息息相关，在思考的时候，时刻惦记着自身利益得失，便无法绕开集团利益，处处为自身谋利益，便时时都希望集团利益最大化，以此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哪怕是违背规则，触犯法律；这一逻辑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高度重视个人（组织）能力，漠视了规则，只要是个人的能力足够强，掌握的资源足够多，那他就可以绕开规则办事，纵然不是名正言顺，却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

将这两个特点加以推广，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社会思想。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或者说规则只是给那些占据社会资源不够的人群的。占据社会资源优势的人或组织，可以最大可能的为他的利益集团谋福祉，无论是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企业或者是其他，而他的谋福祉，是跨越规则的。

这种逻辑，跟法制社会是倍道而行的，法制社会的最大特点，正在于规则。大众通过共同的契约，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下办事，违背规则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法制，规则，在某种情况下的确限制了某些个人，某些群体的能力发挥，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持久有序环境。人治社会里，一个集团希望无规则的为自己牟利，但是它没有办法制止其他集团也同样这么做，当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漠视规则时，社会竞争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最终，不难想象，极少有利益集团会是竞争的受益者，在更常的情况下，最终大家都不得不为社会混乱无序买单。

那究竟选择人治社会还是法制社会呢，或者说，需不需要共同约定的规则。中国社会，法制的思想早已有之，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便是其中的代表。但中国社会摆脱帝王个人意志的专制时代，时间却不长。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是抛弃了那种帝王专制的人治社会体制了，今天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种制度被历史淘汰，是有理由的。我们回顾历史，看看在人治时代，社会付出过怎样子的代价：朝代建立之初，虽然是在人治社会，但还是制定了些许规则，社会在王朝建立者以及最初几位励精图治的首脑的带领下，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巨大社会财富；但不多久来，首脑变了样，规则没了效力，社会很快进入衰退期，直至动乱的爆发将社会数十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然后，社会在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这是一个人治社会的简单模型，但它归纳了人治社会的无奈循环。

正是为了跳出这一个循环，跳出这一历史怪圈，今天我们选择了法制社会。我们崇尚规则，崇尚法治，强调完善社会法制建设，以及与之同等重要的执法建设。社会财富，在瞬间化为乌有的惨痛代价，今天几乎没有哪位理智的人愿意看到。正因为如此，需要有规则约束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社会，让社会在一个有序健康的环境下持续发展。

如果校长犯了事不落马，反倒渴望通过他所掌握的资源为自身，为集团牟利，社会法制与规则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这个社会了。我们这个社会，摆脱人治时代的时间不长，人治的思想观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还会残留在大众意识中。社会是逐步发展的，我们没有办法强调一步到位，但我们也不能被残存的落后意识绊住社会前进的步伐。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强调法治，强化法制，强调规则，将由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校长犯了事，不管是不是自己学校的，还是落马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