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如今又站到了风口浪尖并为世界所瞩目：前一次是因为“最牛钉子户事件”，而这一次是打黑行动。不同的是，“最牛钉子户事件”受到了百姓的普遍反对，打黑行动受到了百姓的坚决支持。重庆市这次打黑的力度与效果，在中国是空前的，政府、媒体也高调肯定了重庆的打黑行动，但打黑行动并没有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曾有网友质疑：中国是不是只有重庆才有黑社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重庆的打黑行动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要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当前，人们普遍把重庆的打黑行动与重庆市领导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因为有此背景，所以才有这样的魄力。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法制环境下，人们有这样的观点不足为奇。在我看来，重庆市的打黑行动，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政治背景，还与领导者是外派过来、与当地利益集团没有利益纠葛甚为相关。

透过重庆市打黑成果所暴露出来的利益关系网，以及其他省市的打黑成果，并考虑到中国当前的法制环境，我不禁有几个恶意的揣测：

1、每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成长，都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培养。离开了政府有权人士这把保护伞，黑社会组织要发展壮大并成为气候，是难以想象的。有人利用黑社会提供的资源谋到更大的权力，黑社会则利用更大的保护伞谋取利益。

2、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与黑社会保持着一种关系。有的企业受过黑社会的敲诈，花钱买平安——交“保护费”；有的被黑社会强买强卖过；有的企业需要黑社会为他们“摆平”一些棘手的难题——如拆迁问题；有的企业甚至可能通过黑社会攀上高枝儿。前两者是受害者型，后两者是受益者型，但不排除兼而有之型。

3、中国的黑社会也在转型——有的已经在漂白，有的戴上了红顶子。就如香港警匪片中所演的那样，黑社会成长壮大了，需要一件合法外衣来掩盖非法的行为，当然不排除有人真正“金盆洗手”，但多数仍是出于利益的需要。

4、每一个黑社会组织的覆灭，总会伴随相当的官员倒台甚至会导致官场地震。联想到有些省市打黑成果所披露的黑保护伞，最高级别为科级官员，我不禁哑然失笑。

再回到重庆的打黑行动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这个问题，可能还真的有点考验领导者的政治智慧、政治魄力与自身清白。

重庆打黑行动令百姓欣喜。但我们不希望仅限于一场运动式的行动——尽管打黑初期需要一场运动式的行动来强烈扫荡黑社会——这应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坚持法治、民主，铲除黑社会孳生的土壤，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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