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明万历皇帝不上朝是纵欲食鸦片

关于近代史，鲁迅曾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句子:“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那么，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即，中国近代庞大的鸦片市场究竟是谁制造的呢？

其实，对于鸦片这东西，大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然会对其予以严厉禁止。但是，由于皇帝都染上了毒瘾，由其统治下的政府对待鸦片问题恐怕也只好听之任之，不管不问了。事实是，政府不但不对鸦片厉行禁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默许民间的吸食活动日益做大。明朝万历17年，政府竟然火中取栗从鸦片贸易中收起税来，实在是荒唐之极！像这样的好好政府在世界上大概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这数百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虽有禁绝鸦片的决心，并从1729年以后多次三令五申决意要禁绝鸦片贸易和社会上吸食鸦片的风气，但是终因此风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头，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鸦片，在中国俗称“大烟”。这玩意儿其实就是用罂粟汁液经过熬制而成的一种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

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鸦片这东西在中国的名气实在是大得很。当然，它的名气大不仅仅因为它是危害不小的毒品，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东西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发过一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因了这场战争，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天朝大国被拖进了一场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完成的现代化的浩大进程中，真正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迄今为止，关于这场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普遍认可的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著名战争，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实在可以用目不暇接、耳不暇闻来形容。但是，悖论也可能恰恰在此时而产生。因为海量的信息有时不仅不会有利于我们看清历史的真相，反倒很容易使我们越来越偏离真相。

具体到这场著名的以“鸦片”命名的战争而言，可能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却一向被我们的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比如，如果说鸦片战争真的是因为英国的鸦片贸易问题而引起的话，那么，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会有一个所谓的“鸦片贸易”的问题呢？

由此生发而来的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确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牟取了大量的暴利，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鸦片贸易只朝向中国，而不是兼及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呢？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显而易见要搞清楚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这即是: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说明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对于鸦片的需求市场。那么，这个庞大的鸦片需求市场，是由英国人一手制造的呢？还是在英国商人之前，在我们国家就已经存在这样一个市场了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很显然，英国的这些鸦片商人不但要为鸦片贸易而承担责任，还必须承担起诱导中国人民吸毒的责任。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则我们在谴责英国商人贩运毒品的同时，可能就不得不发挥点“反求诸己”的精神，查找一下我们民族自身存在着的一些导致了鸦片问题复杂化的症结。

当然，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和不幸。因为历史呈现给我们的真相，正是这后一种的情况。这大约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以及周边几个地区存在着一个鸦片贸易问题。很显然，一是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像我们这里的许多民众一样，已经养成了吸食鸦片的习惯；二是这些国家早就把鸦片看作是毒品，一直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

与这些国家相比起来，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在对待鸦片的问题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国情。这不同就在于，中国虽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吸食鸦片的发明权似乎也并不属于我们中国人。但是，当这种最初只是作为药材而引进的东西，一旦在神州大地落地之后，很快就被大范围地滥用成了一种普通的消费品，以至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在中国贩卖鸦片和消费鸦片都是被政府所默许的活动，这的的确确是在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而为这种“时尚”推波助澜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居于深宫之中的皇帝老儿。

史有记载，这个可以说是被最早记录进史书的染上鸦片毒瘾的皇帝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乃是明朝的第14任皇帝。此人一共在位49年，却只和大臣们公开地见过一次面！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因为和大臣们就“里储”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而和大臣们玩起消极怠工战术，长期龟缩在深宫里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任由国事日非，江河日下。

别看这位皇帝疏于政务，但对于鸦片这玩意儿却是情有独钟，以至于最后染上严重的毒瘾而不能自拔。因此，有历史学家以为，万历好多年不上朝理政，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中了“乌香之毒”。

当然，也有专家考证指出，万历皇帝虽然是个地道的“瘾君子”，但是由于彼时的中国人尚未发明出用烟枪喷云吐雾式的吸食鸦片的方法，所以这个朱皇帝的吸毒方式只能是和着其他药物一起“吞食”，而其用意大约是想藉靠此物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按照儒家的说法，皇帝并不是人，而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也就是老天的儿子，是代表上天来这里统治亿万百姓的。因此，皇帝的一举一动对于他治下的亿万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也。

这样的“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的事例，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是举不胜举。比如，当那个风雅好文的李后主尚没有被赵匡胤活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多少有些变态的家伙特别喜欢宫中一个缠足的女子——窅娘，而使宫中的女子纷纷效法，争相缠脚以为邀宠之资。此后虽然李后主很快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但是，由他发起的这股缠足歪风却从深宫中殃及民间，逐渐流传开来，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国家的一大“国粹”（鲁迅语），一直到民元以后才得以完全剪除。

比照上述李后主的事例推断，堂堂的大明朝的万历皇帝整天憋在深宫里以吞食鸦片为乐，必然会对宫内宫外的人产生极大的示范和暗示作用，从而制造出类似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效果。因此，完全可以武断地推断说，中国民间之所以自明朝后期逐步开始形成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其始作俑者大约正是这位万历皇帝。

当然，大概是因为在明清易代之后，社会上因为吸食鸦片而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实在到了不能不重视的程度，新建立的清政府才于雍正7年（公元1729年）由皇帝颁布了第一道禁止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的上谕，对贩卖鸦片烟者，私开鸦片烟馆，吸食鸦片者，明确地提出了初步的量刑标准。应当说，这在中国的禁毒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这数百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数量巨大的吸食鸦片的消费群体，而且众多的政府官员也被牵扯进了鸦片贸易这项可以获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所以，清朝政府虽有禁绝鸦片的决心，并从1729年以后多次三令五申决意要禁绝鸦片贸易和社会上吸食鸦片的风气，但是终因此风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头，而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广州等口岸鸦片仍然或明或暗地被运进口内，社会上吸食鸦片的民众依然在喷云吐雾，优哉游哉，毒焰流布之下，终于在1840年引发了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著名的鸦片战争。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首研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由此而重申笔者几年前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就是:“举凡是皇帝，根本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全都是害国害民的独夫民贼，对待这个文化怪态，理应全民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只有这样，才能将那种扎根于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的“皇帝情结”彻底铲除，避免它借尸还魂荼毒中华。（来源：人民网）

晚清上流社会女子吸食鸦片的写真

鸦片战争前夜的鸦片走私

鸦片是必禁之物，道光朝一次又一次地发布禁烟惩吸的严令，但毫无效果。原因不在外，而在内。数十万上百万人组成的鸦片贩卖集团后面有着一个由朝廷大臣和吏胥兵弁组成的鸦片受贿集团，暂且不论他们之中有多少嗜毒烟徒，他们的公开使命是负责禁烟，而做的事情却是默许甚至放纵鸦片走私。

1837年，中国的鸦片输入量有四五万箱之巨。以4万箱计，每箱按120斤算，即480万斤，每箱价格，英国人出价是800（银）元，至少共掠去3000万元。大量的鸦片，运载鸦片的大量违法商船，停在中国朝廷屡下禁令的广州黄埔港外，若无飞天的本事，如何能进入中国领土，又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从广州批发零售到长江南北、大河上下，从中国的市场上掏去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瘾君子一个个薰得面灰力衰，萎靡不振，乃至家破人亡，国将不国呢？

明清两代，商业诸行中盐利最丰，而在清中叶，贩运鸦片之利又是盐利的十倍。当时的鸦片贩卖集团，人数在百万以上。闽浙两省，从富商大贾到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广州是鸦片走私的集散中心，英国人贩运鸦片的远洋货轮就停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上，鸦片的“进口”工作系统化、高效率，与今天的进出口贸易相比，毫不逊色。类似于今天批发公司的总办转售鸦片的包买户，即大小“窑口”，就有数十家，资本多的百余万元，少的也不下数十万。从肇庆乘船沿西江出海再沿海岸线去潮州一带，隔不了多远就会有一两处或明或暗的鸦片批发点，替贩客兑价的，有“银号”、“钱店”；替贩客与外国鸦片贩子搭线“议价立券”的，有“写书”，“带送夷信”或“过付银两”的。到零丁洋取货，有专门包揽运送鸦片的“快蟹”艇馆。“快蟹”又名“扒龙”，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左右有快桨五六十，水手数十人，运浆如飞，兼备炮械，可谓是当时中外新科技的结合体。武装到牙齿的走私工具，这决不会表现出中国人的落后。还在1831年时，零丁洋上就有一二百只这样的“快蟹”如飞般地穿梭横行。又有接济鸦片趸船米粮、食物、器具的船只，称为“办艇”，实行全方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

而那些“银号”、“钱店”、“写书”的行业中，干得最好、效益最高因而中外闻名的人员多是官府差役，他们的名字因此载入史册：徐广、王振高、关信良等等。

也就在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学前任总督卢坤复设巡船，目的在于巡逻洋面，捕捉“快蟹”，然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从缉私中渔利，与贩毒洋船约定，每一万箱鸦片送数百箱，让水师拿去报功，其他九千数百箱便可登岸，甚至还用水师之船充当“快蟹”，代运鸦片进口。于是，韩肇庆以缉私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卒人人囊中充实，而鸦片进口登岸遂至四五万箱。真可谓：“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这其中的“费”，是贿银，也是特别报酬、额外利润。禁烟缉私水师每月生计开支，十分之一来自兵饷，十分之九来自烟“费”外快。封疆大吏与朝臣当然不会像兵卒胥吏那样去直接领这种“费”，他们的分润是间接的，从下级官吏的各种形式的送礼纳献中获得更多的烟“费”。英国商人们揭露：“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这才有鸦片走私由暗中变为公开，由偷偷摸摸发展到肆无忌惮。

皇帝也“有费”了，他的“费”获取得比封疆大吏和军机重臣们更为间接，也就更加公开和合法。史书称赞道光皇帝具有“俭德”，实质上不如说是“吝啬”。自鸦片买卖盛行以来，粤海关税课有盈无损，道光皇帝难道不知个中原因？只是道光皇帝不去深究罢了，因为他看重这每年百万银两的岁入和种种报效。所以道光皇帝不斥责弛禁派的奏章，也不积极采纳严禁派的建议。在道光皇帝手上虽然颁布了多项禁烟惩吸的条例旨令，然而在道光皇帝心中对禁烟之事是朝三暮四，采取的行动也便出尔反尔，所颁之条例旨令也便是有几分做给外人看的，只禁百姓，难禁官吏，更不能约束朝臣和他自己了。当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鸦片公卖，照药材收税，又提倡自种鸦片，以中国之鸦片打败夷舶之私售时，道光皇帝也就把这一奏章当那么一回事交给广东的官吏们去讨论。当主张禁烟的官吏们群起反对之时，他这才认为弛禁自种有伤政体，开始对许氏生恼怒之意，勒令将其降职。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那些日子，不仅沿海居民纷纷赶来围在栅栏外面观看。各国洋商也闻风而来，美国商人C．w．King携带女眷与传教士、商船船长等十人，驾小舟从澳门赶来。外国商人看中国人销毁鸦片，动机不一，心情复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想看看中国人是否动“真格”的。十多年来，中国人上上下下说禁烟，越禁烟越多，越禁鸦片生意越红火。林则徐派人领着这些外国人进入栅栏，来到销毁鸦片的卤池旁，让他们看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当即告诫他们：“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罗网。”外国人这才“咸知一一点头”，并向林则徐“摘帽敛手”，表示“畏服”，称赞说：“至少这一次中国人自己是将官方命令见诸实行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这一次真的动真格了。”

外国人的确在称赞，在佩服，然而，只是称赞“这一次”，佩服林则徐这一位中国官员。言外之意，中国人自己从来就没有把官方命令见诸实行；中国的官员还有谁像林则徐这样动真格的？

鸦片贩卖集团和受贿集团狼狈为奸，互为利用，结成一股最黑暗、最腐朽的恶势力。他们依靠贪污政治的保障，扎根于清朝的肺腑，反过来又使贪污政治更加糜烂败坏。鸦片战争的炮火是英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军舰上打过来的，但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却是自己糜烂败坏的贪污政治酿造的。当人们义愤填膺地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时，不也应该冷静地、客观地、理性地去反省贪污政治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灾难吗？（来源：《知识窗》 ）

点评：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买了爱尔兰骗子的假博士文凭荣归家乡后，家乡学校就请这位海龟做一场中西文化方面的演讲。方鸿渐弄错了准备好的讲稿，于是就胡拉八扯说：“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他还说，《大明会典》记载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方鸿渐的话并非全错，《大明会典》里确有如是记载，不过这些鸦片是亚洲当地的土产而不是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对于鸦片这种今天如同过街老鼠的东西，长了许多见识。

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服用过量的话有毒，到明朝时期它仍然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是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明朝的皇帝，尤其是中后期的一些皇帝，以淫乱出名，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但是国产鸦片极少，难以满足皇室的需要。因此，明朝的鸦片，是通过朝贡关系，从当时中国的一些藩属国的进贡渠道取得的。郑和当年率领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采购了大量的高级奢侈品，其中包括药材，或许就有鸦片。

《大明会典》确实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暹罗、爪哇、孟加拉，他们的国王定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拿着黄金镶边的国书，向明朝进贡当地土产的各种宝物，以取悦宗主国，贡品中就有鸦片，不过《大明会典》把它叫做“乌香”。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两百斤，皇后一百斤，其他两个国家进贡的数量史无明文。但是这个数量并不能满足皇室的需要，皇帝还要派出太监到处寻觅采购鸦片，而当时的鸦片价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同价。当然，明朝皇室有的是钱，这个钱是花得起也舍得花的。

明朝皇帝得到鸦片，当然是乐不可支，他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据说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他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的毒瘾所致。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

皇帝服鸦片成瘾，皇帝周围的一干人，久而久之，也沾上吸食鸦片的习气。后来实行禁烟并引发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旻宁，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鬼，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心神清爽的感觉，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

皇帝、亲王、贝勒、皇后、公主、太监、高级官僚、高级文人都孜孜不倦地吸食鸦片，鸦片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实际上，鸦片最具备凡勃伦所说的那种用于炫耀性消费的奢侈品的特点。它是宫中御用品，连皇帝都用它，因此是高贵的象征；它极其昂贵，远渡重洋而来，因此是财富的象征；吸食它需要充足的闲暇功夫，只有不为生计奔忙的有闲阶级，才能优哉游哉地躺下来吸食，因此是悠闲的高品质生活的象征；高级官僚和文人雅好包养戏子和高级妓女，在她们的服侍下一起吞云吐雾，更是风流的象征，是性能力、性魅力的象征。因此，吸食鸦片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雅事。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会的雅事，逐渐就被附庸风雅追逐时尚的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一般来说，历史上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但是，这些措施在清朝已难奏效。国内虽然专制主义达到顶点，但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国内追逐鸦片时尚的信息被追逐利润的国际鸦片贩子捕捉，他们大量走私鸦片，因而价格不断降低，致使底层贩夫走卒都可以吸两口，体验一下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富贵口味。

显而易见，强调皇家独家享用好东西的国内专制主义已经难以抵抗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汹涌来势。当高贵的鸦片能被引车卖浆者流吸食的时候，它早已失去了昔日高雅富贵的光环。这时候上流社会反过来咒骂下层社会吸食鸦片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传染了上流社会，主张禁烟。鸦片终于沦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鸦片战争，也就在这种背景中爆发了。

参阅：鸦片战争，那段中国历史书上看不懂的历史

林则徐的悲哀：无知“明白人”干的“糊涂事”

千古之迷：鸦片战争竟是由林则徐误判引起？

为尽孝道：道光皇帝秘密为皇太后准备鸦片

由此及彼，索性将博友邓如山的文章及其回复，一并附于此，如下：

阿富汗，头戴鸦片花的美军

阿富汗为何成为一个盛产民主和罂粟的国家？

历经战火洗礼的阿富汗已经悄然转型为一个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文明国家”，阿富汗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一个典范，美国和西方盟国企图用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式在阿富汗实现永久的稳定的和平，美国扶持的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对民主制度还有另外的一种期待，卡尔扎伊总统如果连选成功的话，极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政治思维，实现和恐怖主义组织塔利班的政治和解，让塔利班武装分子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回到谈判桌上来，回到政党政治的民主体制中来，从阿富汗目前总统选举的初步统计结果来看，卡尔扎伊的得票率远远高于主要的竞争对手，获得竞选连任已经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卡尔扎伊总统为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设置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卡尔扎伊对塔利班军事恐怖组织的“政治改造”获得成功，不仅阿富汗的和平有了保障，而且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范围内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恐怖威胁也会大大降低。卡尔扎伊能不能创造历史？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阿富汗的一个政治悬念。

从8月20日起，有数百万阿富汗人参加的第二次总统大选成为了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2004年，阿富汗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精心策划之下举行了第一次的总统选举，如果说两次总统大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新华网等各大媒体提供的数据表明，自从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来，恐怖主义者制造的暴力活动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此次的阿富汗总统选举也逃脱不了恐怖袭击的阴影，阿富汗人民的民主决心和恐怖主义分子颠覆破坏的信心都十分的高涨，阿富汗的总统选举将在“枪林弹雨”中如期举行，由于民众对恐怖活动的担忧，此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很低，在1500万合法的选民中，只有40%到50%的选民会参与投票，有19万名阿富汗安全部门和盟国的驻军担任了各个投票站的安全保障工作，虽然在8月20日的第一天的选举中塔利班武装制造了几十起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26人的死亡，在阿富汗的6200多个投票站中，只有极少数的投票站处于瘫痪的状态。

在一个饱经战火和贫穷落后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能不能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许多观察人士都抱有一种怀疑和嘲讽的态度，投票率低，选举的普遍性值得怀疑；民众的识字率低，大范围的舞弊行为可以大行其道；各个政党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多，相互指责排斥，选举像一场政治泡沫剧等等，星岛环球网在一篇政治评论文章《选举的意义》中还提到，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对阿富汗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个“恐怖黑暗”的国家，去年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千多人的死亡，而今年的上半年这种防不胜防的恐怖袭击夺去了1千多人的生命。在这个“度日如年”的国家，平民百姓住在土坯房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下水道，喀布尔是这样，其它的城市更是如此。《选举的意义》提出的问题是，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对阿富汗有意义吗？

阿富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不是什么新闻，阿富汗民众由于吃不饱、穿不暖，不得不靠种植和贩卖鸦片为生，鸦片经济和贸易还养活了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武装，去年，塔利班武装从罪恶的鸦片贸易中获利了一亿美元，积累了恐怖活动的经费，而据美联社的报道，鸦片是阿富汗的“流通货币”，是当地的“黄金”，就连阿富汗的小孩也懂得用自家田里的几片鸦片，拿到街上换取糖果吃，美联社的看法是，铲除鸦片种植比戒毒还要艰难。

据中国新闻社9月3日的报道，联合国毒品与经济犯罪问题办公室于9月2日发表了一份报道，我们可以引用一下报告中的一组数据，从2008年的5月到2009年的6月，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为6900吨，由于这一产量远大于全球5000吨的需求量，农民种植户出售的鸦片价格从每公斤的70美元下降到了48美元，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产量下降了10%，可以说缺少了鸦片产业，阿富汗的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可以说阿富汗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痛苦经济学”的例证，北约部队和国际社会打击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帮助阿富汗摆脱对鸦片经济的依赖，创造出一种“替代的产品”，这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发动的“鸦片战争”处在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

阿富汗的农民参加了总统的民主选举之后，就得回去种植和收割鸦片，这就是阿富汗的现实，民主是新植入的，而种植鸦片却有长远的历史传统。没有经济的自由，阿富汗的政治民主就像一个美丽的飘扬在高空的气球，它的美丽是可以观赏的，它的质量却是轻浮的。

dr.bear（2009-09-07）文章好像没有写完，尚缺少结束语。我帮你补上：“反恐战争”也好，“鸦片战争”也罢。这源于不同角度的思考，就以“种植鸦片有长远的历史传统”（专制）为例，假若以自由为标准，是民主对于民生，或民生对于民主，谁更重要？笔者以为，假如说民主是明天的面包，那么，今天不做，或因今天做得不理想，因而回头...... 我想，不光今天是轻浮的，就是明天的明天也轻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