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五号怎么变成中山东一路4号了？”某家国际咨询公司的分析员Alex，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与朋友在“外滩5号”的一家酒吧聚会。那一晚，面对大门口新挂上的闪亮门牌，他十分惊讶并不满。

第二天，Alex把自己的MSN换成了这句问话。结果许多人对他说：“外滩本来就是中山东一路呀。”是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困惑了。

是的，外滩早在1945年就被更名为“中山东一路”。但是，在绝大多数上海人的心目中，它始终是“外滩”——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的江边堤岸；它是上海的象征，亦是上海的骄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滩建筑群都是上海当仁不让的城市符号。电影、电视剧中，只要出现外滩的空镜头，就会毋庸置疑地把观众带到上海。

然而，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它的地位渐渐让位于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金融区。无论在上海的城市宣传片中，还是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上海的形象标志都是陆家嘴：以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为中心，摩天高楼鳞次栉比，彰显出一个现代大都市的蓬勃朝气。

但是上海人无法忘怀外滩。他们即使来到陆家嘴的滨江大道，眺望的也是黄浦江对岸那一组欧式的花岗岩建筑。这是属于上海的一个迷，也是这座城市被其它国人诟病的一个特点。上海缅怀、甚至留恋那段殖民的历史——即使它已是新中国的经济中心，即使它已有了最现代的高楼大厦和最快速的轨道交通，即使它已经强大到让曾经占领、殖民过它的外国人赞叹膜拜。

上海的怀旧情结

“我前两天去了黄浦公园。大失所望。那里竟然开了一家湘菜馆。这是上海的黄浦公园呀，怎么能开湘菜馆呢……”

说这话的是在欧美文坛颇有名气的侦探小说家裘小龙。在年轻的时候，裘小龙经常去黄浦公园的英语角学习英语，喜欢它的梧桐树、林荫小道和漫溢的欧式风情。

而在解放前，黄浦公园的名字是“外滩公园”，它的门口曾经竖起过一块臭名昭著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坐在梁小龙身边的是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书的作者陈丹燕。她似乎没有想起黄浦公园曾经带给中国人的屈辱，而显出一脸附和的表情。“你说得没错，”陈丹燕用她特有的柔媚声线说，“许多上海人忘却了这座城市的过往，为了追求眼前的商业利益不顾文化的积淀。我最近写了一本关于外滩的书，告诉人们这片土地曾经有着怎样的风情……”

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论调，在上海文化圈、甚至整个华人的文化圈都不新鲜。从《茉莉花开》、《花样年华》、《色，戒》等电影，到《情陷上海滩》、《上海沧桑》、新版《上海滩》等电视剧，从《怀旧金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歌舞专场，到王安忆的《寻找上海》、程乃珊的《上海探戈》《上海Lady》、哈佛教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太多的文艺作品，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讲述着上海曾经的文化与故事。

于是一方面，上海在经济与科技上保持着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文化上越来越趋向怀旧与自恋。而它所怀的“旧”并不是过去的一切，而是特指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的那段海上旧梦，也就是上海在百年殖民史中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那段岁月。

“我想我是有些殖民主义情结的。”80后网络写手Agnesy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大多数的殖民地都有一种破碎残缺的绝美，就像越南、南非、香港。那种被强行统治过、又在废墟上兼容包并的痕迹，都是一样的。”在Agnesy笔下，上海，是“见过市面的王琦瑶”，“平日里头施施然穿月白色素缎窄身旗袍，然而倘若是换上了中世纪欧洲古典的伞骨裙也是一样走的上台面，绝不叫人看低三分的。”

在他们的心中，外滩成为珍宝，殖民造就“绝美”，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是上海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岁月。

殖民岁月的遗留

只是上海人为何会怀念那段岁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被洋人当牛马驱使的车夫，瘦成“芦柴棒”的纺织女工……这一切屈辱和苦难，难道这么容易被人遗忘？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陈思和认为，上海的“怀旧”之所以会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它与当代有契合的地方。当代的中国正在发展，发展的过程总是需要参照系，而全中国只有上海有这样的租界文化经验可供参照。在向历史寻求样本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遗忘痛苦、记忆美丽，“总是怀念酒吧和面包房，而不会怀念马桶和机关枪。”

也许岁月，真的有一种令人选择性遗忘的本领。当年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的斑斑劣迹，似乎已在岁月的风尘中烟消云散，而他们留下的精致街道、花园洋房和法国梧桐，却依然是这座城市的美丽风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至今喜欢以当初的租界名来指称某个地带。比如，“法租界”在上海人口中，指代的就是“全上海最好的地段”。当年，法国的殖民者企图在上海的土地上造出巴黎的缩影，他们所缔造的十里洋场，奉行的奢靡之风，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人最崇拜的洋派生活标杆。当年，上海滩上最高级的地区就是法租界西区的几条林荫马路，以及数百栋风格浪漫的花园洋房；而现在，衡山路、复兴公园、茂名南路，这些保留着法式风格的地方，依然是上海人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复兴中路的花园洋房，许多都已破旧不堪，但都拥有千万元的天价。

殖民历史遗留给上海不仅是街道、建筑和梧桐树；一些看不见的、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已经融入了上海人的思维，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比如英国人和德国人，就将他们奉行的新教传统带来了这座城市，新教文化的渗透让上海人拥有一种华人中罕见的职业精神和工具理性，与此同时，也在生活中处处体现出被许多大陆人所诟病的利己主义精明。而法国人则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浪漫超脱的拉丁文化，这让上海人极其注重生活的情调和艺术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有附庸风雅之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新教传统还是拉丁文化，都与许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背道而驰。它们的渗透与流传，让上海在中国文化中始终作为一个另类而存在，并让上海人固守着自己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流连过往的殖民历史，坚定不移地“崇洋媚外”。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教授看来，上海人之所以怀旧，还出于一种“反叛”的原因。上海其实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现在所谓的“怀旧”，怀的就是二三十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其中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那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背后的希望是把上海历史中具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让上海失去“远东第一大都市”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当上海在1990年迈入市场经济之后，上海人的“怀旧”从地下转为地上，势不可挡，蔚为壮观。

香港台湾人的推波助澜

“你看这里，”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指着外滩的方向，“这里的skyline(天际线)完全被破坏了。原先多么美的建筑线条，现在，居然多出来一朵荷花（威斯汀宾馆的顶层）。那实在是太难看了！”

登琨艳此时正坐在他在上海寓所的窗台上。这个寓所位于浦江之测，毗邻黄埔大厦，拥有一个观赏上海城市景观的绝佳视角：从他家的窗台往外望，右手边是外滩的百年建筑，左手边是陆家嘴的摩天高楼，而中间是无声流淌的黄浦江。

自从来到上海以后，登琨艳就孜孜不倦地为保护上海老建筑而努力。他最著名、也最得意的举动，是把杜月笙的老粮仓改造成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这一创意影响着沪上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让绵延数公里的苏州河旧仓库群成为一个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化创意长廊。除此之外，登琨艳的设计作品包括坐落在衡山路旁由张信哲投资的酒吧餐厅“三千院”，以及座落于徐家汇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

像登琨艳这样的台湾人、香港人还有很多。这些人的父辈在解放前因种种原因离开大陆；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无论是父母亲朋的追忆，还是白先勇、张爱玲的小说，都让他们对于繁华与绮丽的“大上海”有着半真半假的想念和憧憬。而今，他们一批批地抱着“寻梦”的心态来到上海，寻不到梦就自己造梦，因为比起已经改头换面了的上海，他们更想念的还是老照片里的风情。

比如台湾人赵世崇。赵先生从小爱读白先勇的小说，对《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一句 “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念念不忘。来到上海，他二话不说投资“新百乐门”，为的是“还上海人一个30年代的旧梦。”他所聘用的“新百乐门”总设计师盛扬忠同样也是百乐门迷。1989年，盛扬忠第一次到上海，首先寻找的就是百乐门舞厅，一开始还误以为南京西路百乐门大酒店是在原百乐门遗址重建，十分惋惜。由他们俩重建的“百乐门”，整旧如旧，里面的男舞伴梳着油光光的分头，女舞伴穿着三十年代流行的改良旗袍或西方礼服。看着人们在舞池里旋转的身影，赵世崇感慨万千地对记者说：“风流终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

《梅兰梅兰我爱你》《给我一个吻》《夜来香》……这些曾经在老百乐门夜夜响起的靡靡之音，在21世纪的时候跃升为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蔡琴、费玉清的“老情歌演唱会”，已经在上海连续开了好几年，每次都票价高昂，场场爆满。几乎每场老歌演唱会，都会有从台湾、香港专程飞来的“阔太团”包场助阵。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台湾、香港人让“老上海”元素成为21世纪上海的时尚符号。夜夜笙歌，润了港台老克腊们的怀旧金梦，也成全了上海新小资们的欧化之心。

上海文化前往何方？

这样一种怀旧显然不会让上海市政府太过高兴。尽管它能带来不少商业利益，但政府部门仍然希望将上海定位为一个改头换面的“新上海”：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去殖民化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大都市。因此，它让上海城市形象从“外滩”变成了“陆家嘴”，把外滩的所有建筑物上都挂上“中山东一路”的路牌，将上海世博会的选址定在许多上海人都已遗忘的江南造船厂。

而许多专家、学者也并不欣赏这一场愈演愈烈的怀旧大戏。在他们看来，在表面的歌舞生平、自我陶醉的背后，这场怀旧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是非常苍白的。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容质疑：上海的“怀旧热”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到现在还没有降温的迹象，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渐渐丧失了文化中心的位置。曾经培养了蝴蝶、阮玲玉、周璇、赵丹、等明星的上海电影基地，如今已没有任何一位全国顶级的导演和演员；曾经走出过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等大师的海上文坛，如今叫得响的作家只有王安忆、孙甘露等区区几位；曾经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话剧，如今演的只是一些专给白领看的所谓“都市话剧”。

由一篇著名的《上海人》为上海正名、如今却“叛逃”了上海的学者余秋雨说得痛快。他指出，上海的殖民史是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闻名的擦撞和交汇，确实生出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然而，那只是一截短短的历史；而如今不少上海人，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太深了。他们“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 余秋雨认为，上海要真正成为一座文化涵养深厚的城市，着眼的不应是过去，而是未来。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赞同余秋雨的看法。他认为，现在许多传媒和文艺作品所描述的，其实是虚假的上海。这种怀旧代表了一部分阶层的人、也就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文化，而一个城市的精神的力量在于它的复杂性。如果上海的精神旨趣只是咖啡馆里一个闲散的下午，酒吧间里一个疯狂的夜晚，那么，这座城市将没有什么生命力，人们的心灵将被狭隘化，生活将越来越单调，情感将越来越粗糙。要恢复上海的自信和自尊，就应当重新发掘真实的上海，而不是去迎合某种浮华的时尚。 

事实是，上海文化曾经拥有丰富的内涵，它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布尔乔亚传统，也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在今天所谓“怀旧”的大合唱声中，上海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文化——殖民历史遗留的所谓“小资文化”。它背后缺乏一种真正的底蕴，因此没有显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张力。

事实是，不忘过去，是通往未来的钥匙；但如果沉湎于过去，便是对于现在、以及未来的背叛。

某洗浴中心的桑拿小姐照片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