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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吞资产 投诉无门赴港曝丑闻
（新加坡）联合晚报(
涉嫌如此巨大的资产买卖，居然投诉无门，逼着相关投诉人，到香港透过外媒来曝光丑闻，需要反思的绝不是那些告洋状的人，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为何我们的诉求渠道被堵死了？能够把高达800亿的矿产资源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还能够封锁行政及司法诉求渠道，涉及此案的人绝非一般闲杂人等，其关系网络和后台背景那肯定是深不可测。
记者会点名指控沁水县前县委书记申会，以及现任县政协主席马刘勤，指他们涉嫌与吕中楼勾结，进行鲸吞国有资产交易；又出示当地39名知情退休党政官员向北京发出的实名举报信，信上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和个人身份证资料。记者会指出，这些人目前正受迫害和打击报复。
举报人能够具实名举报，并且是当地的退休党政官员，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可想而知，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绝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政府官员“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因为举报人他们曾经本身就属于体制内的人。三五几个人举报，我们可以去质疑其动机，高达39名退休党政官员具实名举报，那他们的唯一动机就是要弄清楚问题的真相。
事件涉及的山西沁水县，盛产无烟煤，是山西五大煤田之首，当地民众并没有因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获得收益，反而生活异常贫困。记者会指，当地煤老板吕中楼，从2001年开始利用中国国企改制机会，勾结当地官员，用7000多万元（还是分期付款）低价，买下了总资产4亿2000万元的多家煤矿公司，它们的煤矿评估产值达800亿元。
国有资产依照市场规则，进行合理的处置变卖，不仅可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又可以利用资产收益，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提高民众的生活。依照这一原则，相信民众对于国有资产的处置，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在现实的国有资产处置中，无限压低资产的实际价值，通过行政手段的干预，把国有资产的处置，演变成少数人瓜分公众资产的一场盛宴。能够参与这场盛宴的人，绝大多数是与掌控权力关系密切者。
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腐败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关键是腐败出现后，有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投诉和解决机制，如果权力拥有者可以肆意破坏和阻隔这个机制，对于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蚕食政权的根本，恰恰就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蚂蚁搬家式的破坏，最终搞跨的是属于他们的整个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限制了民众揭发腐败的热情，助长了贪腐的肆无忌惮。只要在“家”的框架下，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相信没有人去告洋状揭家丑，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有被迫和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也许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至少让那些投诉者释放出了心中的怨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专注于经济发展，忽略了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的建设，行政权力控制司法，司法成为权力的附属物，造成行政权力的失控和执政伦理的全面丧失，民众对于政权和政府的信任度降到了一个可怕的临界点，但是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触动权力掌控者的神经。
民怨的处置不是有效的疏导，而是高压的堵塞，一旦有问题出现，首先采取的不是反省，而是一股脑的寻找替罪羊开脱责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永远不可能出现错误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于是民众推心置腹的意见听不进去了，反映现实问题成了别有用心，谎言遍地却成为社会常态。这不仅不利于问题的消弭，反而进一步拉大了民众与执政者的距离。圣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永远是遥远的。
民众的诉求渠道如果不畅通，告洋状、走极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只会越来越多，社会的乱象就会由此衍生和扩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矛盾的形成和产生，历来都不是民众的责任，任何逃避和推卸责任的做法，只能凸显自我的无能和对民意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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