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杠万岁！——为什么中国需要最后一个领袖？

（关于“社会元勋”与“民权”的通讯之一）

周纪安 钱  宏

题记：因故先下《假如中国卖一块国土给马尔代夫消此没国之灾?》，补充下文，请网友见谅。

周纪安先生读阳子（钱宏）《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我们需要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即共生主义）·关于中国政体改良中道路线图》、《世界不再需要领袖，但中国需要最后一个领袖》等文，早就说“要与兄抬上一杠”。下面是二人“抬杠”的第一回合。又，美国劳工部工作的程岗先生，反馈意见如下：[钱兄，感谢分享新作，获益良深。我感觉两篇文章都是佳作，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像对任何范畴的讨论一样。周君着重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公民社会的成型，简言之，“开民智”，“争人权”，此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达成此目标道路仍然漫长，四十年前的"文革"和当下不少人对"文革"的憧憬是很好的例证。月前，此间的一位年长者表示: 中国领导人的最佳更替方式，是“出现一个真命天子”。这位我很尊敬的长者出生于五四运动后， 毕生研究中国历史，大半辈子生活在美国。虽然我无法认同他在此一问题上的观点，但是从他的结论中，我仿佛看到中国文化中“皇权”思想的深厚血脉。为了避免过往的民族劫难重复出现，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行之有效之良制的推动和确立，的确需要有远见卓识的人审时度势，引领潮流。这是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议题，谨此谈一下我的看法。再谢, 并祝秋安!程岗]。

既然程兄认为是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议题”，那么，现特在此发表，以飨网友，以期大家光临竞相发表高见。

与其呼唤圣人，莫如争取民权 

     阳子先生有文曰，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康，“我们要大声呼唤社会元勋...”。我的理解，这是在呼唤“圣人”。问题在于，这世上真有“圣人”吗？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相对而言的“圣人”,面对今日中国的种种问题，靠高踞于社会金字塔之巅的“圣人”，就能消除差别弭平矛盾？此说或有人信，然在我是决不信的，故作一说：与其呼唤“圣人”，莫如争取民权！

     中国文化中，确有企盼“圣人”的传统，主要是儒家期冀“圣人”成为帝王（最初推出的理想代表是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臣民，是为“内圣外王”，治下又称为“王道乐土”，总之，是“人治”。于是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好一派“王道浩荡”景象。只可惜历史上永远是“王道不存，圣人莫出”。到了后世儒家公认的“圣人”，也就孔夫子（生时权势皆无，自白是“栖栖然如丧家之犬”），而那位孟“圣人”还只是“亚圣”，地位比孔“圣人”要差上一截。至于后世被敕封为“武圣人”的那位关羽，更可怜只是位身首异处的败军之将，至多享用世代香火供奉而全无一些当世实效。或还有所谓“圣君”，虽在历朝历代皆有此称，但多是官僚臣子的阿谀拍马之词，经得起历史评说的还真是举不出来。是以毛泽东豪言：“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余君王，“何足道哉”（毛极为推崇的秦始皇、曹操等，恰恰是被儒家屡加抨击为“暴君”“僭主”的“霸道”，当然不是“圣君”推行“王道”。）所以，以“圣人”行“王道”之说，讲得最好听也只是那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全当不得真的。

       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比较著名并被统治阶级切实采用的，除儒家力主“以德治国”的“王道”外，还有法家主张“依法治国”的所谓“霸道”（法家推行“君主专制”，君主控制官僚体系，各种法“皆由官出”，形成今天被称为“中央集权制”的基本架构。而以君王为本的法治思想，只能是“人治”。）以及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的所谓“黄老之道”（道家主张的“无为”，不是不作为的无为，而是所谓“顺乎自然”即“道”的无为。但如何解释“道”，又如何推行“道法”以治国，当然是因人而异任人解说，所以本质上还是“人治”。）。这三家自起始之初就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在某些情况下还因门徒信众的各自利益而互相厮杀，但在长期的君主集权制下，最终还是被糅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王霸间糅”“儒表法里”“道表法里”的混杂局面。按如今的说法，自秦始皇以后的历代统治阶级借助于儒、法、道等学说思想，逐渐形成了君主集权的宗法制度。也正因此，诸家显学（还包括自印度传入又逐渐汉化的佛学）既得到宗法制度的重用，却又受到宗法制度的束缚，最终也没有走上追求“终极真理”“绝对科学”的道路。一句话，有相对单一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必产生服务于宗法制的种种思想，惟独产生不出近现代科学思想，当然更谈不上与科学连在一起的近现代工业文明。

西方文化中也有“圣人”，多是中世纪基督教会颁令特许的“圣徒”。当时“神权”盛于“王权”，掌握话语权裁判权的教廷，为着自身利益，根本容不得世俗君王与之分庭抗礼，故绝无“圣君”说的生成可能。且基督教主“原罪说”，认定凡人生而有罪，俗世种种皆为“罪孽”，唯有信奉上帝这唯一的“神”，才有可能死后得到救赎灵魂进入“天堂”。如是，尘世间无“王道乐土”之说。只是历史进到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人文思想抬头，有人借古希腊罗马上古传说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说事，力证人世间曾有过无纷争无苦难的“尘世天堂”，实际是削弱或摆脱教会的“神权 ”控制，以争取“人”的现世权利（只是开始）。再往后，随着科学逐渐脱去神学的外衣（尤其哥白尼的天体理论），发现新大陆带来的海外贸易（同时也是海外掠夺）宣告了“大航海时代”来临，必然影响到人文思想。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抨击罗马教廷贪腐无度，否认其权威性重要性，导致原来的基督教会分裂为旧教（天主教）、新教（基督教），政治上恰合“王权”挑战或抗衡“神权”的需要，又反过来为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打开通路。科学得到发展，势必造成劳动工具的更新甚至革命，海外贸易（包括所谓“海外地理大发现”）既积聚了财富（等于有了资本）又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奴隶贸易加破产农民），原有的生产方式（还包括社会阶层）随之发生变化，人文思想的进步尤其新教伦理学说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不必在世间行善，致人尽力工作以追逐世俗财富，据认为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兴起。种种因素互相影响下，再经过“王权”衰落（因素甚多不一一赘述），由行会发展到“第三等级”形成，工商兴起又得益于人文思想解放后的法治精神（源于文艺复兴后逐渐引起重视的古罗马法），经济发展经过“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阶段，生产方式由中世纪农奴的人力操作逐渐发展到由工人操纵的机械生产，社会财富剧增最终形成金融资本（有种种条件又经过种种过程），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发展变化最大的资本主义时代。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至今日，世人只承认有影响人类进程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或大艺术家（还包括大政治家）等等，而不再承认所谓“圣人”“圣贤”，根本原因无它，无现实的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

如此说来，追求“圣人”在古今中外几乎都可以被看作是思想专制的必然。而随着经济日趋发展，社会逐渐多元，思想必得解放，“圣人”说终将式微，这大概是历史的必然吧。

再看今天的中国，种种矛盾丛生，本质上可以看作经济急速发展造成社会分化加剧所致。因此，在政治思想上需要一种立足点更高包容量更大的学说理论，在技术操作上需要更专业更精到的制度体制，在人员素质上需要更提高更到位的时间机遇，这大概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一步到位的，更不可能靠类似传统模式高踞于金字塔之巅的“圣君”，就能全方位造就的。以我管见，要较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恐怕还在于“开民智”“争民权”。

中国废止“家天下”的君主集权制还不到百年，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更是只有几十年，真正的现代化路程才刚开始起步（此地不涉及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只论及其存在发展的客观事实）。撇开其它不论，“教化”人民（不管是“内省”还是“外省”）所需要的时间机遇，未必就是全依外力所能赐予的。也就是说，“存在决定意识”，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必有与之相当的社会意识（延伸开说，我就认为文革是中国社会发展在当时条件下的逻辑必然，至于功过是非那是价值判断上的事，可以另当别论）。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又影响到当时的社会存在（包括矛盾.冲突.斗争.融合等等，也包括制约.束缚等等），这就是我一直欣赏的新法兰克福学派所言：“人类在追求自身的发展中创造了种种规则，却又在自身的发展中受到规则的种种束缚”。既然如此，大幕刚刚拉开，好戏刚刚开锣，一种新的文化还在形成之中，每一个人.集团.阶层乃至阶级尚在感受或反对种种有别于昨日的存在，此时会有“圣人”或相对的“圣人”即所谓“社会元勋”产生甚至高踞于社会最高位也即“金字塔”之巅的需要与可能吗？须知，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完全呈现出一派多元景象，而如同“家天下”式的宗法制度，已被历史证明“不合时宜”而遭淘汰，这不就是“时势强于人”的最好例证吗？

如此，今天中国的种种骚动就很好理解，不就是每一个人.集团.阶层.乃至阶级在争取各自的生存权发展权吗？不就是在“争取民权”吗？当然，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今日的争取民权，总不至于一定要“一个阶级推翻消灭另一个阶级”，还是要在不同中求和谐。世界局势如此，中国社会何尝不是如此？时至今日，总得承认，今天的多元互动社会，比起昔日的宗法等级社会，无论如何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如同马克思那样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但还是承认“比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大意）。

简单地说，历史不承认有所谓“圣人”。人为的“圣人”，不是统治者杜撰出来哄人压人的需要，就是民间强烈祈求“天下公道”“天下太平”的无奈呼声。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更没有“圣人”或类似的“社会元勋”产生的可能与需要。相反，争取民权却是现今时代的主流趋势（当然，解释不尽相同）。从历史的进程上讲，哪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地争取民权，创造出无数“生机”，不比“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愚氓等级社会，要活跃得多吗？再进一步讲，争取民权的必然结果，不就是全面的民主和谐吗？我们不必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但争取有度合适的生存权发展权，不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吗？

(写得不好，太罗嗦无重点，但是我的真实想法。敬请指教。周纪安）

纪安兄：

大作收悉，此大概就是周兄所说的我盼望已久的“抬杠”（日前弟还和韩军兄长说到周兄早就说要和弟抬上一杠，可至今未见）。

可是读下来，周兄除了把弟的“社会元勋”换成“圣人”外，弟除了对周兄精湛学问感到佩服，一点也没有感觉是在和弟抬杠呀。

所谓“社会元勋”，非“帝国元勋”、“救国元勋”，仅限特指中国由“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特别是向“共和制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在宪政体制、公民主权、国家权威三个方面“立下功勋之人”，如果周兄认为“立功勋的人”就是“圣人”，那么周兄此大作立论就很难成立，不则，周兄的抬杠对象就非兄弟而不知何人也！呵呵。

顺便说一句，尽管中国纸面和口头上“实行共和制”已经快100周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60周年了，可至今我一点儿也没感觉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大凡从帝国转型到共和制民族国家，必须在现实中树立三大基础：一是共和国的国家权威（泛民族），二是公民意识和行为实践（即民权、民生），三是社会精神文化转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再地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有“社会”》、为什么一再地《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我们需要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即共生主义）·关于中国政体改良中道路线图》，为什么要写《关于“新中国”的百年反思，与当下问题的因应之道——中国各路精英亟需拓展自己的历史思维空间》，为什么要写《世界不再需要领袖，但中国需要最后一个领袖》……的原由。

所以，在“争取民权”这一点上，弟与周兄无丝毫分歧，但这与“呼唤社会元勋”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国到目前为止，严格说来，是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公民主权的‘共和国’”，连“社会成员”这个词都不是在实然意义上被大家习惯性随意使用着。为什么有所谓的“新启蒙主义”（周兄此文亦当大致属此范畴）？不管其对错，但客观上不正部分地反映了这样的严酷现实吗？

弟不是学者，从不就概念说概念，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尚处于没有社会的官民二极结构阶段，而现行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根本不给社会或公共空间留有余地，这种没有任何中立缓冲带的结构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其结果只能是三种情况之一：一是革命（可以用民权为号召，但结果可能就是中国的现实），一是崩溃（可以获得部分民权，但人民运动的结果往往可能结果是军人强权收尾），一是改良（用不用民权为号召都可以，但实实在在地扩展民权的现实空间）。

所以，前二者一旦发生，谁也不知中国将导向何方，唯有改良——即以政府的名义积极扶持公民社会的成长——方能避免之。顺便说一句，中国社会成长需要中产阶级，但中国过去、现在没有真正的有中产阶级独立意识的中产阶级，若如此下去将来也不会有，中国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有钱人），不管人数多少，哪个不是依附在权力精英身上，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打着国有招牌的垄断集团那里“租用公章”弄来的“第一桶金”？加上什么“富二代”、“富三代”等先天不足的问题，加上他们本身就是贪得无厌与官僚勾结在一起“上下交相利”、“口言善，而身行恶”，我对他们是不抱什么太大希望的，那是与虎谋皮，或缘木求鱼。

因此，不管怎么说，在明规则上，中国政府还是打着“人民政府”的招牌，人民现在最需要的、国家现在最需要的，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未来最需要的，也是世界最需要的……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的“社会建设”，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现在必须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上来。民权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空洞的理想，民权必须落实到现实中，这样才能避免一场大灾难的降临！这需要大智慧、大勇敢、大慈悲的“社会元勋”出来渡过这一历史大关口！这样的大智大勇大爱者还只可能来自运用“公权”的政府人士。

——如果现在冒泡的人中没有，历史一定会推出这样一位人士。当然，也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就象美国人把“国父”看作复数“国父们”一样。没有杰弗逊、华盛顿、汉密尔顿……就没有美国的共和制民主国家。至于人们包括周兄，是否叫他们为“圣人”并不重要。

弟：钱宏 

又及：我的个人网址：http://blog.ifeng.com/1388458.html，此信提到的小文全部在上面，请兄指正。

钱宏兄反映迅速，佩服！

题目太大，料到会有多轮探讨，果然。10.1前就在考虑，简单否认圣人，一句话即可，但不着边际。问题在于最需要什么。这又涉及什么是现状，从何而来，又会向何处去，要素是什么，已知“规律”又是什么，理想状况如何，不可知又如何...

等着吧，还会有下文的。

周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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