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

这两天，在体育界两个德高望众的名人之间发生了一堂口舌官司，引起公众的极大的关注，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他的新著《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披露，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过程中，有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不听招呼，自作主张”，支持金云龙而不是罗格，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尽管袁伟民没有明说这位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是谁，但明眼人都知道是暗指何振梁，于是，纠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我无资格也无能力评判谁对谁非，哪一个说的不是事实，谁需要向公众道歉，我只是在想，这场纠纷是否有必要，是否有价值，事情是由袁伟民导致的，如无必要，则不管他的对错，他都要对此事件负责，浪费公共资源，于社会稳定不利。如有必要，他的目的在于还原事情真相，还公众应有的知情权，促进社会的民主化，透明化，则他的举动值得赞赏，打破我们社会现有的潜规则，好人一切都是对的，那怕是错的，碰到之后都需讳莫如深。袁伟民和何振梁两人都是我国体育界德高育众的人物，我当然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的诽谤与伤害，特别是在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己到了退休年龄，安度晚年的时候。即使何振梁真的如同书中所说，投了金云龙的票，我都愿意理解为，这是出于他个人的情谊与知恩图报的心态，不必受到指责。但我更希望我们的社会应当更加开放，更多的真相进入公众的视野，更少遮掩。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遮掩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除了国家的机密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外，领导人的言谈举止，日常生活起居，都是需要遮掩的东西，不能触碰，如果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出于减轻保卫机关的的重负，还有合理的成分。但遮掩的范围却一再扩大，由国家领导人到高级官员再到普通的官员，就是县处一级的官员，他们芝麻大的一点事都被列为保密范围，遮掩得严严实实，让人们只看到其光彩夺目的一面。这样，一个个可怕的后果出现了，这些官员如果不想向更为高级的级别进军，就可以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生活腐化堕落，声色犬马，荒淫无度，而且还无人知道，长时间地无人知道，直到有一天，让上头把他抓了起来投入了牢房，民众才知道这个官员原来是这样，才知道生活腐烂是多少年前就开始的事了，直到这时才知道我们被他骗了这么多年，前些天还见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还在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顶礼莫拜呢。

体育界的这个纠纷涉及到我们社会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如何对待我们所尊重的人的过错，也就是如何对待长者的错误。细究起来这起纠纷不是我们社会常见的典型例子，从袁伟民和何振梁的职位与名望来看，他们应当是属于同一级别的人物，袁伟民的职位高一点，但何振梁的年龄更大一点，谁也不能成为另外一个需要刻意崇敬的人，不存在谁是谁的长者，因此，他们的纠纷不存在犯上的意思，没有谁处于道德的下风。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同一级别的官员是广意上的同僚，习惯作法是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谁也不会去为难谁，在诡谲的官场上，谁都无法预测将来，谁都不可能说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互不揭短，相互包容是最为可靠的，这也是官场上常见的官官相护。只是这次，袁伟民没有依循这个惯例，将有些事情作了适当的透露，才使我们看到了平时不易看到的某些内幕情况，了解到一些简单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袁伟民所做的有利于社会向民主与透明方向发展，是值得我们期许的东西。但这个我们所期许的东西真的到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引起我们的不适，袁伟民在做这件事时己经是这样谨慎，只是就事说事地透露事情的真相，并不有意为难别人，诋毁同僚，也没有点名道姓攻击谁，都引起悍然大波，要是他原原本本地直述事情的经过，直接披露了谁谁如何如何，势必将引起更大的混乱，肯定会被指责为居心叵测，在道德上处于颓势。要是袁伟民所透露的事情涉及到的不同是僚，而是他的长辈，涉及到他需要尊敬的人，他所处的道义地位可想而知，他违反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一贯传统：为尊者讳。

为尊者讳，一词出自《春秋》，原文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具体原则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种为长者遮掩过错的思想在我们这方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这样做的人是我们民族圣贤孔子。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对于一些重大的不好定论的史实，往往采取欲言又止，讳而不言的态度，即使谈到，也只是三言两语，蜻蜓点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孔子“微言大义”。这开创了为尊者讳的先例，借助孔子地位和影响力，加上历代君王的倡导，为尊者讳越来越成为常态，并将它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态。在古代，君王替天牧民，他本身就是上天之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是神圣的，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上天的旨意，不可质疑，更不可侵犯。但事实上，君王也是肉体凡身，也有七情六欲，这一切之间的落差如何解决呢？神密化神圣化，人为地制造出神圣的光环，用光环那耀眼的光芒掩饰一切过错与失误，所有的过错都是他人的，天子本身是不会错的，如果天子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不会错，也是对的，错的只是别人，为何太阳出来的地方只能叫东方，不能叫西方呢？从此太阳出来的方向叫西方，太阳落山的方向叫东方。为了维护君王的永远正确，便有了不可问的不能问，不可知的不能知，渐渐地这种为尊者讳的要求便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成为人们不得不遵循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三纲五常也就出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森严的等级也就来到了我们的社会，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为尊者讳这种观念不但来到我们的社会，还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对所有崇敬的长者都要毕恭毕敬，不可造次，不但他们的名字都不能直接叫呼，就是他们名字中所包含的文字都得加回避，写这个字时要增减笔划，读这个字时要变声变调。对待不可一世的君王是这样，对待当地所有的地方父母官是这样，就对自己的父母和家中的长辈更是这样，它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说着话，做着事，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小心地规避这些长者的失误和过错，小心地避开长辈们的私人领域和隐晦，小心地谈论与长辈有关的一切人和事，让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些细微末节的小事上，稍不注意便落个不懂人情世故，甚至是乖张的名声。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有现象，犯了错误的人心安理得不必责怪，知道这错误的人反倒需要责备，特别是知道这些错误后还对这些错误穷追不舍，试图还原这错误真相和全貌的人，更是理当诛杀，赶尽杀绝，不可饶恕，是他们打破了常规，让原有的社会公信力全部丧失，使社会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尽管为尊者讳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有过自己辉煌的历程，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结构，使社会便于获取凝聚力，不容易导致社会的解体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如今，对我们社会进步的伤害也同样是巨大的。不去说它扼杀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和年青人敢想敢干的朝气，就说它让我们的社会处于巨大的迷雾之中，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神密，一切都是那样可以意会但不能言说，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预知，这与社会的民主进步，公平公开公正的要求背道而驰，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在当今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对待长者的过错与失误，如何对待尊者的不是？对于长者，他们德高望众，功勋卓越，我们后辈人自然不能去诽谤与诋毁，无事生非地造谣中伤他们，这是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与价值观念的要求，让他们不受伤害避免卷入纠纷，以便安度晚年是后辈人的职责。但是，时代到了今天这样的开放程度，原有的为尊者讳的做法己经不能适应全社会的公正公开公平的需求，民主的社会让全体公民有权力知道一切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和事实真相，简单的尊者讳隐不得触碰的愚民政策必然引起公众严重的不满和强烈的反弹，如何在不伤害尊者的前提下让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是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问题。没有公开公正公平就没有现代民主社会，这是最为基本的原则，也是毫无疑义和毫不动摇的，彻底地打破官场的隐密，让一切公共事务决策与过程完全公开透明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它就别奢谈现代社会。我们应当把希望公共事务真相公布于众的要求与诋毁尊者的责难割裂开来，就事论事地讨论尊者的失误在哪里，后果有多大，不要将尊者的失误与尊者的功勋混为一谈，更需要将厘清尊者的失误与处理尊者的责任分裂开来，甚至要做到只要求尊者的失误的真相还原出来，公布于天下，并不一定要对该失误责任作出处理处罚，以显示我们对尊者的爱戴与敬仰。这一点在西方民主国家就做得相当的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白宫性丑闻事件，在厘清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究竟是有一腿还是有两腿的真相上，民众不折不扣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但在如何处理克林顿的责任时，却网开一面，并没有弹劾他，叫他下台。这样做的好处是，民众要求知晓真相的权力得到保障，对尊者的崇敬也得到保留，民众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原谅了确实有失误的尊者，尊者的地位与尊严并不受到影响，相反对尊者能直面真相而敬佩有加，也能体谅尊者和常人一样同样不容易。

在如何应对尊者的失误，如何解决为尊者讳的相关问题，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尊者本人要正确对待别人对自己的经手之事情的披露，以平常之心去对待，不必采取让事情更加复杂化的举动，以防事情越来越扑塑迷离，距真相越来越远，这种举动于事无补，反而有损尊者本身具有的崇高地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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