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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的司法解释中，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 本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离职的工作人员作为受贿罪主体，倒是容易理解，近年来如辽宁省原阜新市市委书记王亚忱退休后，利用其权力余威，侵吞别人的合法财产被判刑，便是典型的一例。中国从古至今，似乎有一种“一日为官，终生受用”的社会现象，只要不是被褫夺“官籍”，致仕的官员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几乎是中国官场“尊老”的伦理。所以明朝开
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作为犯罪主体就颇让人费思量了。在古代，这点很好理解。传统中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的权力不但可以自己受用终生，而且可以庇护亲属，这也几乎是中国一种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在帝制时代，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其父母夫人受封诰，其儿孙受恩荫，是一种公开的制度；同样，官员犯罪，其父母妻儿受株连亦是一种公开的制度。现在看来这种株连是残酷的，违背了现代社会刑事制度刑罚止于一身原则-----即一人犯罪一人当。但若放在古代的社会背景下，又有其合理性，官员既然可以让亲属沾权力的光，那么官员犯罪株连亲属也算一种平衡，总不能只占便宜不吃亏。而且官当到一定的级别，根本不需要自己打招呼，甚至连暗示也不需要，其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可狐假虎威，瞒着他干无法无天的事。明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在死后受到清算，一大罪状就是受贿，但考诸史料，张居正很少自己收钱，许多钱是官员送到他远在湖北江陵的老家，由其父亲张文明笑纳了。
至于亲属之外的“关系密切的人”，如何界定，现代中国比古代中国社会界定起来要难得多。秘书、司机、情妇、干女儿、同学、发小，都可能成为“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中间有些人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那么作为受贿罪的主题没什么争议，有些人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何认定其因与官员“关系密切”而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这事搁在古代，同样很简单，那是个人身依附的社会，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师爷、管家肯定不是官府花钱雇来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被看成官员的家庭人员，所以“仆人”又称为“家人”，这类与官员关系密切的人能量也很大，比如大贪官严嵩的管家严年，公开地索贿纳贿，尚书侍郎都要让他三分，而与官员维持长期性关系的“情妇”，在古代官员大多会纳为小妾，成为家庭成员。如此种种，用株连之法即可。
中国现在的刑事法律体系，其基本原则和今天世界上多数法治国家基本上具有通适性，比如罪刑法定、刑罚止于一身等等都是一样的-------而清末其刑法体系被西方视为野蛮，成为殖民者主张“治外法权”的重要理由。那么在现代文明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下，罪名的适用非常关键，嫌疑人是否成为某种罪的主体，是关系到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也是律师辩护的重点。而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因为是官员亲属或与其关系密切，成为受贿罪主体，显然是对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种扩大。而在今天中国公权力可以曲折斡旋地被利用，若不做此规定，那么很容易被规避。而一旦作此规定，又会使人联想到，是否中国现代的刑事法律体系，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向传统的中华刑事法律原则做某些回归？
现代社会人际之间关系千万种，何种曰“密切”？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关系密切”恐怕会引起许多争议。其实，与其扬扬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要能在公权力的源头，真正行使民主原则，引进竞争机制，使权力的运行公开透明，从而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那么既不用重拾“株连”的旧物，也不必用“关系密切”这个没有刚性标准的概念来考验律师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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