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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

2014-06-04 01:02:20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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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由是观之,顾颉刚教授断论“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可惜的是,秦皇汉武“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禁锢思想文化繁荣创造的历史仍在轮回,不论表面如何“繁荣”。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前两天码字《看“汉武大帝”:历史仍在轮回》拙文,对汉朝历史文化自然再次关注起来,于是读到了《顾颉刚: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这篇文章。感触多多,作此札记。

笔者爱好文史,但并非史学专业。乍看上面这一标题略感突兀——汉唐文化不是很繁荣的吗?尤其两汉文化,那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命脉啊,汉赋、乐府内容何等丰富!多少典籍、典故流传至今,脍炙人口!我们不都是“汉人”吗?两汉文化素来都是被称为“中华民族巩固和发展的最为坚实的基础”啊!且事实也的确如此!缘何与“衰颓”扯得上?

可细细一想,这与标题的观点并不矛盾——标题并未从总体上否定两汉文化的繁荣和其民族文化的基础性,而是指明中国文化开始衰颓的起点——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细细一想:这一判断,仅就逻辑而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基础一定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学术拥有其必须的自;海阔方可凭鱼跃,天高方可任鸟飞。囚于笼中的鸟儿永远不可能像丛林里蓝天下的鸟儿那样身体健硕,种群繁荣。当思想文化定于一尊时,它必如囚笼中的鸟儿和水族箱中的宠物鱼,如何繁荣发展?岂能不开始“衰颓”?若春秋战国时期就将思想文化以强权定于一尊,怎么可能有诸子百家争鸣,群星璀璨?

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是谁做出这一判断的?哦,是顾颉刚教授。顾颉刚,与毛泽东同庚,比毛晚4年去世,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中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

历史学教授虞云国先生,以顾颉刚教授这一判断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可以说是顾颉刚教授这一判断的背书。联系自己的历史常识和阅历,以史实和逻辑思考为路径,笔者不得不赞同顾颉刚教授和虞云国教授的观点。以下,是虞云国教授该文,2012年3月发表于南方报业网。抄录如下,感想以【】文后记录。

【导读】范文澜:“汉武帝以农民‘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就军事、文化的极盛。”顾颉刚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文化极盛是表象;独尊儒术是“文化衰颓”的开始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恢复,一个大帝国重新崛起,及至汉武帝即位,已足够牛逼,可以向长期挑衅的匈奴大喝一声“不”。与此同时,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文化的极盛”,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大繁荣!撇开具体细节,为打造文化大繁荣,汉武帝推出了四项全局性的大举措。

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鉴于暴秦弊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对各家一视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经》异传,文化生态一度回归自由宽容。

但这种宽松也给统治带来了麻烦,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议论,百家方针不一,意见不同,弄得在上的统治者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屡有更变,在下的老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家的主张。惟其如此,汉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宁”,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于是,他向百来个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只有董仲舒的对策让他豁然开朗,欣然有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汉家统治的文化安全而言,这一对策最对症下药:统治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统治者才会一劳永逸,彻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让统治者一劳永逸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展望:只要这样,邪辟的学说就会消灭,然后统治的纲纪就可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确,人民便知道遵从了丞相卫绾迎风希旨地奏请,在对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来扰乱国政的,一概罢黜不用。汉武帝当即御批同意。

自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国策,成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第二项文化政策,就是官办儒学教育,设立《五经》博士。

汉初博士官,并不限于儒经,也有诸子、诗赋、方技、术数或其他专长者。罢黜百家后,只有儒学《五经》才有立博士官的资格,儒经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废罢,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确保“独尊儒术”的说一不二。不仅如此,汉武帝在中央建立太学,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概教授儒经,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诱导他们“靡然向风”的,主要不是儒学《五经》,而是功名利禄。这条尊儒读经、读经出仕的禄利之路,把思想统治与教育体制、选官制度捆绑销售

于是,“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一部儒经的学习心得动辄百余万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开后代空话废话的先河;千余名大师满天飞,其壮观也不比目下大师贬值稍有逊色。生活在那个时代,谁还敢说学术文化不繁荣!

第三项文化政策,新设文化机构,搜罗“歌德”派文人学士。

汉武帝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严助、东方朔等,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辈,还有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史学家司马迁最初也在网罗之列,一时也可谓人才济济。汉武帝命这些学士文人随从左右,有事时,让他们与闻朝议,献赋作颂,平日里,则“俳优蓄之”,不过是御用清客。

东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优,只在御前插科打诨。他与司马相如是汉赋名家,相如的大赋最受武帝的青睐。这种大赋是那个时代的招牌产品,以99%的内容来歌颂夸耀帝国的富庶强盛与皇帝的英明伟大,留上1%的篇幅来一点讽谏规箴,借用一位文化学者的譬喻,充其量只“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

司马迁太傻,真把“牛马走”当成了主人公,立马被皇帝整成“刑余之人”,终于幡然醒悟,自个儿“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这才发愤独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汉武帝创立的文化机构以乐府最著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国民歌征集。一些优秀的乐府诗曲固然赖此而传世,但其初衷不过让民歌为文化繁荣装点门面(早就流传民间的乐府诗与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或来自底层,或出乎异端,代表了当时文化的真正精华,但都不是汉武帝文化国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总之,新设文化机构也好,畜养文人学士也罢,其目的无非既为文化繁荣鼓噪造势,更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

第四项文化政策,倚仗国家权力与财富,大搞阔气排场的文化庆典。

汉武帝在位期间,隔三岔五举行明堂、郊祀与封禅等大典礼,宣扬汉家受命于天。关于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后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轮回。汉武帝命李延年创作《郊祀歌》,找来童男女组建了大型的御用乐队,千乘万骑浩浩荡荡,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进发,大摆不可一世的气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盖世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大礼,但那只是个传说。秦始皇是载诸信史的封禅第一人,却备受儒生讥讽。而汉武帝特别热衷这种高门槛穷折腾的自娱自乐,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起,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先后封禅达六次之多,几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禅之类,“皆虚文无实际”(钱穆评语),汉武帝却乐此不疲,硬是把庆典虚文铺排成文化繁荣。

且举一例,以概其余。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马,汉武帝说成是天神太一所赐的天马,命李延年谱《太一之歌》以为颂扬。骨鲠之臣汲黯直言不讳道:“王者作乐,应该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为了一匹马,又作歌,又谱曲,还要荐献进宗庙,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听得懂这种音乐!”凭借君主的威权与国家的财力,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方针,汉武帝打造出一个文化繁荣的表象,其主流就是这种老百姓听不懂也看不懂的捞什子。乍一看这种文化繁荣,外观上冠冕堂皇,光鲜照人,本质上却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这种莺歌燕舞的虚假繁荣,不过是汲黯痛斥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已。

继暴秦以后,儒学兴起,虽有其思想与社会的内在之势,但吕思勉以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张荫麟一针见血的说法“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帮手,既不是为他规范策划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张汤之辈。汉武帝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纵然千般光鲜,万般堂皇,说到底,不过是包裹其专制集权的一袭华衮。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汉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暂的复苏之机,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最终扼杀了这一线生机。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范文澜说汉武帝时期“文化的极盛”,是其表象;顾颉刚说独尊儒术是“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相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血与火来摧毁文化,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软刀子割头不知死”。(原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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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秦始皇与汉武帝在为华夏拓展疆土(实际是“王土”)方面,都很有“成就”。但如果仅因为这一点就值得万世颂扬的话,那么希特勒也就同样值得颂扬了(除了他入侵别国),因为希特勒也曾被他的子民称为“大救星”,也曾创造出令世人震惊的经济奇迹,很有一套;甚至他也标榜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臭名昭著的“纳粹党(Nazism)”其含义正是“国家社会主义”。

【在专制独裁、禁锢思想自由方面,秦皇汉武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同。秦始皇是“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一概专政;汉武帝则是我说啥是“宇宙真理”就是真理,其它统统闭口,谁宣扬不同思想就坚决“亮剑”,直至消灭肉体。而他对儒家思想的看重,其实只不过是看重儒家宣扬的“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一统,以巩固皇权。鲁迅就曾一针见血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可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都曾推崇儒家、孔子,袁世凯这短命皇帝,黄袍加身后竟立马大举“祭孔大典”,还不是与汉武帝一样看准了有利于皇权大一统的儒家体系?

【汉代文化“繁荣”的实质是皇权允许下的“歌德”文化昌盛,如此而已。由于权力的推崇,客观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以“汉赋”“乐府”为主体和标志的文化遗产及典籍、典故。至于“诸子百家争鸣,群星璀璨”这样真正的文化创造与繁荣,从此便与华夏民族永别了,直至当朝。而当朝竟然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说,这表明文化某些时候已异化为经济或权力的娼妇。呜呼,如此“文化”,如此“繁荣”!

【没有思想自由,中国因其历史悠久,可以称为文化大国——但永远永远无法成为文化强国。以莫言为例,除了他本人的文学才能,余下正是因为后30年的中国比前30年的思想文化专制稍有宽松,且莫言抓得“准”碰得“巧”,这才成就了莫言。试想,如在前30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绝对专制下,莫言即便再有才,他也不是被憋死就是被斗死。难道不是吗?从“反右”到“文革”,多少作家、艺术家或自杀或被迫害致死?这与“焚书坑儒”何异?这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何异?

【中国怎样才能出现更多的“莫言”“鲁迅”“雨果”以及彪炳世界的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呢?在“罢黜百家,独尊×家”的“一元化”体制下,除了能造就一批“歌德”式司马相如那样犬儒般为稻粱谋的“文化大家”还能出什么呢?

【有人看了《纸牌屋》后哀叹中国拍不出这样好看的影视作品。但窃以为,此话差矣!中国人从来不比外国人笨!稍有思想文化的自由,中国人照样能写出、拍出不朽之作——先秦诸子百家就是最好的证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文化成果,除一小部分时过境迁,大多至今对世人仍有所裨益,有的甚至仍无人可超越,这就是证明。而这些,必然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环境的存在。否则,永远只有一花独放,而一花独放不可能是“春天”。

【由是观之,顾颉刚教授断论“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可惜的是,历史何其相似!秦皇汉武“罢黜百家,独尊一家”、以专制整肃异论者的历史仍在轮回,不论表面如何“繁荣”。这是真正的悲哀!文化强国软实力之“中国梦”何时得以实现?中华复兴之中华文化复兴何日可见?中国何时能再有彪炳史册、享誉世界、超越时空的“诸子百家”?】

【参考资料索引】

1、【视频】韩兆琦教授:汉武帝施政的杀手锏(CCTV/发现之旅)

2、应学俊:看《汉武大帝》:历史仍在轮回

3、应学俊:谁说中国拍不出《纸牌屋》?

3、应学俊:威权政治的宿命与“民主威胁论”

4、德国人为什么曾把希特勒当成“大救星”?

5、雨后: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大救星”

6、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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