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著名作家王蒙挺身而出，为维护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在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后来被网民扩大化为“最好的时代”）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王蒙的论断立即遭到来自各方的反驳和质疑。绝大多数网友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并非如此繁荣。长江短笛也诧异，原文化部长怎么也学着“雷人”了？

对广大网友的反驳理由就不赘述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作家王蒙目前乃处在精神享受的季节，“最好的时代”符合他近阶段研究学问总结人生的思想逻辑。《光明日报》上月发表过他的一篇演讲，题目是《思想的享受》，其中有一段专论“精神的享受”是这样说的：……也有比较消极的理想，像《桃花源记》，起码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不会被乱世所残害。尽管我们今天读大同篇，知道这个世界并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短期内不会做到，中期内也不会做到，长期内也还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但我们读了以后，仍然感觉到人类的社会有一个盼头。我们读理想国，如培根的《新大西岛》，以至于读到这种消极理想《桃花源记》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有一种精神的享受。在现实里没有这种世界，但是脑子里有，书上有，心里有，谈话中有，讨论中有。允许不允许呢？现实中没有的东西，难道谈话中也不许有吗？现实中没有的这种正义和公正，难道在文章中也不能够有吗？如果有，它当然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读了这段话，我们应该不难理解王蒙“最好时代论”了。我们不妨把它当桃花源，而且作家们的确不被乱世所残害了，反而可以任凭作家的随心所欲左右社会了。对比那段万马齐喑的日子，难道不是最好的时代吗？如果把“最好的时代”的品质提升，定义为大师辈出，精品荟萃，文学对社会的进步作用明显，也说得通。文学真正的繁荣，我们短期内做不到，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最好的时代”总可以给我们一个盼头。我们继续套用这个逻辑，文学“最好的时代”现实里没有，但脑子里有，书上有，心里有。现实中没有的东西，难道谈话中不允许有吗？如果有，它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我们不相信王蒙真的会把出版业的繁荣，作家的泡沫高产，文坛的浮躁和作品的低俗当作“最好的时代”。他年事已高也许无力回天,或者是功能退化无能为力了，于是欲擒故纵，名人雷言，引发大家思考讨论罢了。就像当年他推荐有抄袭之嫌的青年作家郭敬民加入作协一样，其实际的效果就是引发全民和广大读者讨伐郭敬明。

王蒙在《思想的享受》一文中，特别强调思想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说：思想既是人存在的证明，又是存在的第一要务，人活着就有思想，有想法。他还说：思想的主动性，思想的超前性，是思想的自由性的一种表现。思想的空间永远大于行动与经验的空间。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来自实际的，但是它也有可能脱离实际。只要我们自己有足够的清醒，只要我们自己不至于把我们想象的东西看成是真实的存在，思想有时候脱离一下实际并不是罪过。思想的空间永远大于行动与经验的空间，我们行动的空间非常有限。比如说我现在在上海，过两天我去南京，行动的空间是很有限的。而思想却可以想到神七，可以想到月亮，可以想到太阳，甚至可以想到周口店，想到半坡村，想到埃及的卡尔奈克神庙。

所以，“最好的时代”其实是王蒙的一次思想的享受、精神的享受和自由想象的享受，他又没有要求写进什么正式文件，他也不是作协一把手，网民不必太较真，不妨把他当作当代陶渊明，又写了篇《桃花源记》，大伙跟着大作家享受一下娱乐一番不就得了。至于是不是真有这个桃花源，有什么要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