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按：此文是冉匪云飞先生发表在“1515部落”的文章，因为喜欢所以转帖过来。

我对胡适知道的很少，几乎仅知道胡适之就是胡适，再就是他竟然“弃明投暗”自己去了台湾。当大局初定时，总是有大量的苍蝇裹挟着蜜蜂，或者说大量的蜜蜂裹挟着苍蝇奔向光明。胡先生竟然“弃明投暗”自己去了台湾。为什么？明白过来的还并不多！弃明投暗，需要超过常人的智慧和善良。冉先生说：“胡适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资源，有相当及时深刻的现实意义”。说得太好了！

冉按：此文是专为我和一帮朋友所做的一个纯粹读书兴趣小组“网上胡适读书会”所写的专文，发到“网上胡适读书会”所在的天涯博客，居然有敏感字符，后来放出来却又被隐藏。这样温和理性的文章都被天涯社区隐藏，不准发出来，真没想到天涯社区堕落至此。对于他们当年的言论尺度，他们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目前正在找不用翻墙能看到“网上胡适读书会”的地方，有没有朋友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目前我在1510建了一个“网上胡适读书会”的圈子，稍后推出来，以便大家不用翻墙即可看到。

胡适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资源，有相当及时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惜官民在这方面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一个转型撕裂的社会里，胡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9年10月23日8：20分于成都

四九年后的大陆，除从反派角色里出来窜脸走场以外，胡适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公共话语空间里几乎消失。更为彻底的是，他的作品在各类教材里的完全消失，直到最近几年才稍有改观，但其数量质量依旧微不足道。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深知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既深且巨。许多大陆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只知鲁迅，少知或者不知胡适，这一切均与教材的选择有深刻的关联。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胡适的认识，远非八十年代可比，但与出得很完整的《鲁迅全集》相比，大陆的《胡适全集》可谓删削甚多。至于在公共空间里的胡适纪念物和纪念馆，更是少得可怜，完全与胡适的贡献及他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影响，极不相称。

老实说，我接触胡适的著述，完全是八九事件以后，觉得要深刻了解中国的过去，特别是民国的历史，才有幸慢慢知晓的。胡适的贡献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打动我的甚至不是他的学术和思想，而是他做人和言论的风度。不仅与我接受的你死我活的仇恨教育、无所不在的阶级斗争理念很不一样，而且与我们被灌输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思维大相径庭。回忆当初我读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等文章时，真有梁启超读龚自珍诗的若受电然之感，以至于我当时怀疑，他真的是否有对不同意见宽容的雅量，有包纳反对者的情怀。因为以我的教育视野看来——站稳立场、亲不亲阶级分、敌人无处不在——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后来读了他大量的著述、书信、日记后，才发觉在我们中国文化世界里，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认为要改变大陆中国人的仇恨教育、非此即彼的懒惰思维，培养宽容异见的雅量，胡适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从理论上来探讨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要使胡适所欣赏和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做到润物细无声，用他对人对事的故事，来讲述胡适为何与众不同，可以更深地让人们了解，观点和利益不同的人为何可以美好共存？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用一本《一位微笑的反对者》来谈胡适的风度与思想。现在我先简略陈述一下（也只能算个提纲，因为要写下来非长文乃至专书不可），供大家讨论，实质性的内容待将来写书时扩充。

一、互相反对的朋友

互相反对，还能成为朋友，这超出了我们的教育范畴。虽然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不讲逻辑、没有思维含金量的话，在今天的话语市场份额里有所减少，但在国际关系的应对中，以及对异见者的惩罚里，中国官方的敌对思维以及对民众的愚弄，依旧拥有广大的市场。这种人为制造敌人的做法，只不过为了煽动那些不理智的被愚弄的民众无条件地认可官方的做法，以便少数统治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罢了。但敌对思维、仇恨教育是柄不易把握的双刃剑，任何人不敢说自己能控制到毫发无损，因为利益像流水，绝非铁板一块。

梅光迪、胡先骕二位在美留学时，与胡适交往很多，虽有不同，但欣赏多于批评。梅、胡二人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当胡适提倡白话文、文学改良的时候，梅、胡二位与他发生了很大的分岐。梅光迪早年很看重胡适的传统文化根柢，但后来他对胡适的批评有比较偏狭之处，且有时也免不了谩骂，但胡适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其实梅光迪对自己的毛病，并非一无所知，“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一生吃亏，全在于此。”（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1页）正是这样的性格使得他眼高手低，一生不曾做出多少实实在在的文化建设。对于梅光迪的气急败坏，胡适曾写过一首诗来调侃他：“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单是所引这几句，就令梅光迪这样精英意识浓厚、比较重视古代经典文学、又没有多少幽默感的人无法忍受。

但梅光迪对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学革命倡导者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 Poetry，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足下于文学、美术乃深有研究者，甚望出言稍慎，无贻知者以口实则得矣。”（转引自沈卫威《胡适周围》P127，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版）君不见今天依旧还有人为了要让自己的创作耸动世人，提出“PASS莎士比亚”、“打倒李白”等打了鸡血的无谓口号吗？文学艺术不具备线性特点，它们与进化论没有关系。从严复译《天演论》一个世纪以来，进化论在中国产生的诸种影响实有研讨的必要，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去做这冷僻的工作。倒是听说最近有人翻译了一本西人研究达尔文在中国百年传播史的著述，惜乎尚未看到，不好判别。

胡先骕也像梅光迪一样，在《留美学生季报》里读到《非留学篇》、《〈诗经〉言字解》等文章后，通过杨杏佛等朋友介绍认识胡适的。后来胡适看了胡先骕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认为胡词系陈词滥调，这说明胡适并不因为友谊而影响求真，不惧是朋友而说出自己的看法。接着胡适发表《文学必良刍议》，胡先骕作《中国文学改良论》以批评，他不同意胡适比较激进的改良观，在他看来，“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时势并不善待他这样的观点。过几年，胡适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胡先骕作长文《评〈尝试集〉》，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尽论《尝试集》之非。但胡适并没有回应，罗家伦的回应中有意气之辞，故此一争论不了了之。

就我所看到的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文章来说，胡适在气度、深度上都超过了梅光迪，梅光迪不能说没有学问，但他除了留下一册《梅光迪文录》外，难免给人眼高手低之感。1927年胡、梅两人见面后，以后几乎再没有往来。虽然梅去世后，胡曾答应梅的家人给他的纪念集写篇文章，但随着国共内战的到来，使一切变为乌有。而胡先骕后来与胡适在中基会、科学社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往来，连他自己都说胡适对他颇好。“二胡”1925年上海会面时，照了一张著名的照片，这张照片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胡适在这照片背后题了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的话，而使后世广为传颂。而另一张五人合照，亦有“二胡”，胡适则题为“皆兄弟也”，可见胡适的为人。

我没读到过梅光迪的政治理念，但胡先骕提醒激进的青年切勿上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当，“理想之政治决无以一次之巨大改革而能实现者”。而且他说彼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承袭欧西之皮毛，多言倡导革命，是惑乱世人。单从这点来看，“二胡”虽有不少争论，但以朋友终其一生，是有很深的内在理路的。  

二、道不同，亦相为谋

在我们现今这些由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训练出来的人看来，胡适是个典型的没有立场的人。在那些不问是非，只问立场的人看来，胡适甚至有风派和骑墙之嫌，有些人觉得他的处世方式是世故的、油滑的，胡适真的如此吗？胡适为人古风可仪之处甚多，许多与他见解不同的人，都得到过他的照料与接济，当然前提是这人不管做什么都有做人的底线，单从他与陈独秀的交往，我们便不难发现此点。

陈独秀比胡适大十二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比胡适峻急，处事比较激动。从文学改革初期，胡适主张注意别人的辩驳，要有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陈独秀却说绝不容给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者以回辩的余地。也就是说，在新文学发韧初期，胡、陈二位像大河的源头就已经暗含着分岔的因子。《新青年》早期，陈独秀与胡适虽然小有不同，然颇相得。后来陈独秀越来越主张激进革命，宣传苏俄革命和阶级专政，最终导致《新青年》的分裂。因《新青年》群体的社会地位、威望，使得大家虽有分歧，还不至公开到写绝交书的地步，但内部的猜疑和不满却无可置疑地多起来。1920年陈独秀听信外间谣言，说他这帮北京朋友与军阀勾结，竟写信给胡适等朋友，公开要与陶孟和决裂，胡适回信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在给他做了解释后，胡适又说，“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水如编《独秀往来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P306，下同，只标页数）。胡适的温恕宽怀，立马得到了陈独秀的善意回应：“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P309）。

陈独秀与胡适彼时都看到了朋友间的分歧，特别是政治分歧视越来越大，但两人之间依旧荡坦相陈。如一九二四年陈独秀连写数封信给胡适，请他帮助解决张申府的工作问题、瞿秋白的书籍出版问题、蔡和森害病卧床缺钱看病的问题、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要出一期“反对泰戈尔”专号向胡适求稿等。这些事情的完全解决，可能不是胡适的精力和能力所能允许的，但在其间应该有一定的努力，只是没发现胡适给陈独秀相应的信件而已。但1925年《晨报》报馆被焚烧事件，在他们二位老友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分歧，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措辞比较严厉的信。暴力烧毁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报馆，对于主张暴力革命的政党领袖陈独秀来说，自然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他对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而这对于胡适来说，无异于对言论自由的最大损害。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指“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冉注）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P403）在胡适看来，无论一个报社的言论多么荒唐，也只有法律才能制裁，而不是烧毁了事。何况言论的是与非极难了断：“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说到底，“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P403），这是十年老友对陈独秀最激烈的批评。胡适最后慎重地告诉老朋友，我们有许多不同，但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那么我们就只好做“敌人”了。

至此之后，陈独秀在共产党内逐渐失势，同时也被捕入狱，所以就不存他赞赏并领导暴动的问题了，故朋友变成仇敌的问题不存在了。陈独秀一生四次入狱，没有哪一次没有胡适从中努力营救。特别是1932年入狱，胡适多次去看望，并请常去看望陈独秀的段锡朋转话，欲给陈独秀请律师，同时带去想看的书籍，帮助陈出版书籍等，直至1937年8月出狱，可以说完全尽了老友的所能。直到1949年老友去世七年后，在国事纷乱、山河改易的时刻，为“陈独秀的最后意见”一书写序，胡适依旧赞赏老友的人格与坦荡，尤其赞佩老友晚年修订己非，重新回到真正民主自由的理念中来，那种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的求真精神。  

胡适一直主张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敦促当轴不懈进行改良，所以他参加安福系善后会议，主张“好人政府”，故倍受各派的非议。抗战初期，因从大局计，同意国民党为争取抗日的时间与空间，暂不与日本大决战的策略，为此最为心仪佩服他的学生兼朋友傅斯年，差点也要与他决裂。他曾参加过高宗武、周佛海等所组成的议和俱乐部，希谋求给国家转圜的余地，客观上说也是为战争，进行空间和时间的准备，但许多人无法理解他的苦心，这只有在台湾的民国史特别是二战史的研究中，才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一旦国家必战无疑，他便不惜一切为国家效力，其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便有这样的苦心。  

因为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胡适便不以立场来决定事情。对日本人侵略中国包括台湾他当然恨之入骨，但在1962年2月15日开“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的时候，他就对日据时代在台湾所搞的义务教育持赞同态度——当然不是赞同日本式的洗脑，而是赞赏义务教育的形式——“像王云五先生等几个人都要说延长义务教育，但就没有一个人替日本说一句话。这里的六年义务教育是日本人费了几十年功夫奠定基础的。在大陆上，何曾办过义务教育？像北平、南京、上海、无锡、苏州等地比较教育发达的地方，都不曾办过义务教育”。（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他对曾经的敌国的所作所为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何况一般的与其言论不同者？

三、提携左派学生

胡适对许多人的提携，对后辈学生的奖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谓无人能及。他帮助过的人著名的如林语堂等，提携过的如沈从文、顾颉刚等，均可谓一时选。至于回应和关爱那位贩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的故事，就更被人们众口腾播。难怪温源宁说：“胡博士每礼拜日会客，无论何人，概不拒之门外。不管来客是学生或共产主义者，是商人或强盗，他都耐心倾听，耐心叙谈。穷困的人们，他援助。求职的人们，他给写介绍信。有人在学术问题上求教，他尽全力予以启发。”（《胡适博士》）

胡适的温恕和慈爱，在学生身上特别明显，只要你看过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鲜有不被感动的。如今的师生之间互相利用、互不尊敬，已成为一种常态。你再看胡适示人学问轨则，教人诚笃爱人，学生则认真向学，说已经成为绝响都不为过。罗尔纲虽然免不了在劫难中跟着大家说自己老师的坏话、昏话，但在度过劫难后对老师的点滴回忆里，依旧非常深情，可谓白首不改。

共产党热衷搞阶级斗争，擅长搞歧视，当然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所以像胡适这样只管学生有无学问，却不问学生思想的老师学者，一定会被共产党视为拉拢腐蚀青年的人。如后来身居高位的吴晗在四九后特别是文革被整，就有一些被胡适拉拢的言辞，此事自然情非得已，不可过苛。所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千家驹写回忆录说出胡适对他的提携。要是放在今天，一位老师喜欢和帮助一个异见青年，一定会被有关方面治罪。千家驹是吴晗的朋友和老乡，但千家驹之受胡适重视并非因吴晗的关系，而是千家驹写了篇《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颇受胡适喜爱所致。胡适将千家驹推荐给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陶得知千是北大学生会一头目兼捣乱分子，不欲接纳。胡适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我和胡先生结识的详细经过》）

不但如此，胡适还同意千家驹的请求，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名义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由吴半农译第一卷，千家驹译第二卷，最后因商务印书馆怕被禁止未能出版，但胡适对彼时被视为异端的学术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34年胡适介绍才毕业两年的千家驹到北大任经济系讲师，系主任赵乃抟认为他年轻且左倾，不孚人望，不同意。胡认为千有真才实学，通过校长蒋梦麟再做赵的工作，最终得以实现。千家驹一生记得胡适以学术实力而非以政治观点荐取人才的做法，而这样的人在现代中国可谓少之又少。千家驹也算有种，在五十年代官方大批判胡适的时候，“如果把胡批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连这样缄默不言的权利在高压之下都得具备罕有的勇气。

四、对待骂的态度

关于对待骂的态度，我曾经在主编《网看胡适》一书时，在序言《胡适的道理和他的风度》一文里有较完整的论述，请大家在网络上查找观看。他在大陆受到铺天盖地的谩骂，在台湾受到围剿，在他人生最后一次讲话里，他还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温恕长存天地间，像这样即之也温的人，是令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我们看胡适众多照片，几乎看不到他严厉的面容，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私人空间里，他也有恼怒的时刻，但始终未曾把一张难看的脸出示公众。他从小在母亲于大家庭的艰难周旋里看透了这点，并谨遵一生。温源宁说：“在少数人眼中，胡适博士不是老练的敌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老大哥。大家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死敌也这样看。”

胡适是个没有敌对思维的人，他常欢迎反对者。在文学革命的发韧期如此，到晚年亦是如此，可谓贯穿始终。他曾主动邀请那位为林纾提供材料，以攻击文学革命的张厚载给《新青年》杂志写替旧戏辩护文章，让钱玄同几欲跟胡适决裂。要知道在新旧文学对决的时刻，立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许多人把立场当成了唯一。因为绝对的自以为是，而不容反对者有反对的余地，如陈独秀便是如此，胡适是不同意他的看法的。至于钱玄同与刘半农为了搞垮搞臭旧文学，不惜唱双簧戏的搞法，更是让胡适无法认同。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和“王敬轩”这种唱双簧戏的谩骂风气，倍受各界的批评。胡先骕认为批评中应该杜绝谩骂，亦要警惕意气之辞。“他人之议论，不能强同以尽于我也，我之主张，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议论之或不当也，尽可据理以折之。且彼与我特异议者，未必全无学问，全无见解，全无道德也。即彼所论或有未当，亦无庸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论批评家之责任》，见《学衡》1922年3月第三期，转引自沈卫威的《胡适周围》）

事实上，主张宽容，主张客观公正地就事论事，反对谩骂，不是胡适的独得之秘。就连胡适的反对者梅光迪、胡先骕也是如此认为，尽管梅、胡二人特别是梅没有胡适做得好，但他们有此境界，亦不当淹没不彰。胡先骕在《论批评家之责任》里概括出批评家的责任：“批评家之道德”、“博学”、“以中之态度，为平情议论”、“具历史之眼光”、“取上达之宗旨”、“勿谩骂”六个部分，拿到今天来看也属一个合格批评家的不二条件，可见其所言的超越性。至于说“作批评也，决不宜就一时一地一党一派之主观立论，必具伟大洞彻之目光，遍察国民性、历史、政治、宗教之历程，为客观的评判，斯能公允得当。”（转引自沈卫威《胡适周围》P169）完全可以作为批评社会诸事的一般原则。梅光迪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倡导宽容。“今日言学须有容纳精神（The spirit of toleration），承认反对者有存在之价值，而后可破坏学术专制。主张新潮之人，多不知此。凡倡一说，动称世界趋势如是，为人人所必宗仰者，此新式之学术专制，岂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乎？”（转引自沈卫威《胡适周围》P142）容纳不同意见，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形成社会风气的，虽然出色的个人的号召亦不可低估。

张爱玲在一篇《忆胡适之》的文章里，特别提到国外的人不知五四运动的影响，但国内的人由于荣格所研究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应该能够永久纪念其精神。但张爱玲可能也没有想到关于五四，大陆、台湾各自的侧重是颇为不同的，就像如今的政治理念“一中各表”一样。不过她提到佛洛伊德的一个研究结论：摩西是以色列人杀死的，但年代久远了，人们会反过来信奉他。颇可作为今日我们对胡适先生纪念与敬仰的一个类比。台湾早已放弃对胡适的围剿，业已实现民主自由。大陆也对胡先生逐渐有公允之评论，虽然尚未实现胡先生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但其理念必定会在大陆开花结果。

2009年10月17日竟日于家中草成初稿；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