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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攀
杭州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10月22日向媒体通报,已开设有奖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共同打击操纵、胁迫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等违法行为。杭州市民政部门提醒,全体市民发现流浪乞讨人员不要轻易施舍钱物,首先问其是否需要救助管理站无偿救助。(10月23日新华网)
十月号的《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叫“吃饭要紧”。说的是陈独秀在当时的《每周评论》上多次论述“吃饭要紧”,提出各种政治问题,无不是以“吃饭要紧”为前提。而陈独秀的“吃饭要紧”,源自李大钊的“面包问题”。李大钊在介绍俄国革命时说,尽管有时局不堪的多种因素,但底层人民吃不上面包是一个最关键因素。是面包问题,导致了俄国革命。
无论是“吃饭要紧”,还是“面包问题”,无非都是政治之根本,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就别妄谈其他。以此来套杭州针对“乞丐集团”的行动,甚至包括各地以往以所谓市容市貌对城市乞丐的限制性措施,可以说,也是一个群体的“吃饭要紧”或“面包问题”没有解决好,在这一背景之下,才有“乞丐集团”操纵、胁迫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等违法行为。
杭州提醒市民不要轻易施舍,要先问其是否需要救助管理站无偿救助。在该城打击“乞丐集团”的大背景下,似乎可以理解;而且先询问是否需要救助管理站的无偿救助,也好像做到了圆满。但问题是,在打击“乞丐集团”的风声鹤唳下,会有多少市民做到如此精细的辨别?当市民拒绝施舍时,又会影响了多少“面包问题”没有解决的真乞丐?为了打击假乞丐,就以舍弃、牺牲真乞丐的“吃饭要紧”或“面包问题”,总让人如鲠在喉。
且不论那些以影响市容市貌对乞丐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毫无人性的措施原本就不屑一驳,但就像杭州市为了打击操纵、胁迫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等违法行为,尽管有其合法基础,也值得商榷。无论是一国,还是一城,只要存在那些为“面包问题”而发愁的人,说明政府的管理工作还没有做好,或者一些救助工作尚待完善。
对于城市管理来讲,市容市貌要紧,打击操纵、胁迫未成年人和残疾人乞讨等违法行为也要紧,但这些“要紧”相比“吃饭要紧”,远远逊色。事实上,如果不存在“面包问题”,如果解决了“吃饭要紧”,那么,还会有流浪的真乞丐被胁迫和操纵吗?就像“吃饭要紧”相对于政治活动是最重要的、“面包问题”是俄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样,没有解决好的“吃饭要紧”和“面包问题”,仍旧是“乞丐集团”等违法现象的根本。
不要说那些乞丐不愿接受城市救助管理站的无偿救助,这不是理由。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一些乞丐为何不愿接受救助管理站的无偿救助,宁愿流浪街头?恐怕要从救助管理站本身考虑。如果救助站很好,哪个乞丐愿意在大街上流离失所,又有哪个愿意被操纵和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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