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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三题

2014-06-15 19:51:4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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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倘有人自诩“公知”而招摇撞骗,这是“公知”的罪过还是自诩者的无聊和无耻?倘有人假冒“联合国官员”行骗,该受谴责的是骗子还是“联合国”?用以偏概全的拙劣伎俩妖魔化“公知”这一称谓和既定内涵,其目的何在?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原有标识”消失殆尽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时,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耻辱和悲哀?

由《环球时报》5月29日社评《“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引出笔者《漫议“知识分子标识”》一文。“知识分子标识”究竟是什么?《环球》使用这一概念,对其内涵却语焉不详。笔者依据《环球》的思路和逻辑“漫议”了一下,不同看法似乎也有,但倒并不多。意犹未尽,作此篇。

一、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可贵正在于“公共”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下似乎已被约定俗成简称“公知”,并被某些人竭尽全力妖魔化,被一些人用来作为论辩的武器——好像只要将对方说成“公知”,于是啥理也不用说,便得胜回朝了。这当然非常可怜而可笑。本文就暂且借用这一简称。

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在《知识分子死了吗?》一文中论述道:从“知识分子”词源学原意和历史实践考察来说,“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应当恰恰就是《环球》所言之“原有知识分子标识”。可从实践来看,在中国和世界各国,所谓“公知”其实正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对“知识分子”和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关注社会公义的职业者就有这样的界定:“……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不关注社会公义和天下苍生疾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某专业”者,我们可以尊称其为“专家”或“×家”,但他未必可称为词源学和历史实践中我们所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范仲淹可谓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其千古名句恰与许纪霖教授和托马斯•索维尔的论述相互印证,连执政党也是认可并倡导弘扬的。范仲淹如是抒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而北宋哲学家张横渠(张载)则言简意赅地如此表白读书人(知识分子)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仁人之心正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情怀的典型表述,如此情怀陶冶了后世无数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历史上数不胜数,而有的正活跃在当下,在我们的身边!如此“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什么?

“公共知识分子”之可贵正在于“公共”。真正的“公知”,他们视个人名利为草芥,如粪土——因为若为个人计,他们完全可以无须关注“公共”,无须冒着被专制威权迫害的危险,只要对社会弊端粉饰太平,多做这样的“课题”,他们可以活得很滋润很自在,名利双收,俸禄多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少吗?然而他们可以称为“公知”吗?他们佩称“公知”吗?可以说,他们正玷污着知识分子的称号,有网民戏称之“知识粪子”。

为何出现“公知”这一称谓?因为历史和社会发展,教育在世界各国愈来愈普及,学科愈来愈细化,读书人愈来愈多,出现了一些只管埋头专攻术业而并不怎么关注社会发展和公义、不怎么接地气的职业脑力劳动者(自然并非全部),从“脑力劳动”的特征和其学历学识来说,他们貌似“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正如《环球》所言:“他们的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而这“原有知识分子标识”无疑正是许纪霖教授所论述“知识分子”的那些特征——亦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一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征概括得更简洁:“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传统知识分子的“原有标识”的写照,这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其实是美国加州大学雅各比教授20多年前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他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而已,即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自身的公共化的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雅各比以“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以区别于那些学历甚高但只专攻术业而不关注社会正义和责任担当的脑力劳动职业者或某种职业专家。可“天下兴亡”“匹夫”尚且有责,而况知识分子乎?

“公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难道没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吗?因触犯皇权,卢梭为此逃亡终生,他谋取了什么眼前的名利?鲁迅可谓“公知”典型之一,连毛泽东也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可记得还是这位领袖1957年“反右”期间在回答“鲁迅若还活着会怎样”的假设性问题时却不紧不慢如是作答:“鲁迅么——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呵呵,鲁迅也会加入《环球》所言“沉默的大多数”而在舆论场“黯淡无光”?领袖如此冷峻的回答,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这倒与历史和当下某些“公知”的境遇很相似。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看来,真正的“公知”属于中华民族,属于正义和良知,而不会真正从属于某党某派,尤其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历史实践证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来离不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探索、奋斗与贡献。我们无法理解,一些人为何要对“公共知识分子”如此仇恨、害怕而百般妖魔化?

二、倘有人假冒“联合国官员”行骗,我们该批判“联合国”还是批判骗子?

近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在中国已被某些人彻底妖魔化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32期发表王柬之先生(不是《苦菜花》中的汉奸王柬之)的文章《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对“公知”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公知”没有丝毫客观辩证的、历史的论述,不问青红皂白,借某个洋人之口断章取义地公然把“公知”定义为“那些成天到晚在媒介上卖嘴的人”,用的手法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尾处似乎自鸣得意地露出狡黠一笑,殊不知此文必将贻笑大方,而作者自己必将在某个时刻为此文无地自容,自取其辱。

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中尚有如此之多的腐败分子,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一个阶层;这其中会有卖身投靠一心往上爬的投机者,还会有昧着良心为“课题费”而摇唇鼓舌者,更有鲁迅所言那种担心“做不稳奴隶”而摇尾乞怜的犬儒,也会有招摇过市的骗子——但是,这些人称得上“公知”吗?他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吗?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吗?倘若他们自诩“公知”,这是“公知”的罪过还是“自诩”者的无耻和无聊?

最近央视曝光一假冒“联合国官员”行骗的搞笑案例,那么,该受到千夫所指的是骗子及其拙劣伎俩还是“联合国”这个国际机构?我们再请问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污蔑丑化“公知”文章的王柬之先生,共产党官员中如此多的腐败者、养情妇者、嫖娼者,其数量和程度当甚于知识分子中的败类或有缺点者吧?为何不写篇类似的文章狠狠讽刺、挖苦、调侃一下……?那素材难道不更加唾手可得而非常确凿吗?何必用张春桥、姚文元玩剩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伎俩,借他人之口肆意污名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直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如此几乎没有一点儿“社会科学”学术水准的文章,难道不使人汗颜?这里有“科学”吗?中国的社科院倘如此做“科研”,中国的社科研究还有希望吗?

诚然,即便真正的“公知”也不可能是完人(蔡元培的公德和私德倒是获得国共一致认可的),他们的主张和每一点评论也未必都是真理。然而,世界上有“完人”吗?诚若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社会契约论》作者卢梭岂会又写出一本《忏悔录》?能为真理和正义而视私利和乌纱为草芥或粪土,能不为不菲的“课题费”或乌纱帽而昧着良心摇唇鼓舌,而尽力朝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方向去做岂不足矣!这种精神不值得倡导却反值得被肆意污名吗?以片面拙劣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妖魔化“公知”这一称谓和本质,这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和耻辱!

要揭露某些伪知识分子骗子吗?尽管用事实说话即可,而不应借机妖魔化“公知”;而同时,更不应为一些职业化了的脑力劳动者“原有知识分子标识被各自的职业特征冲淡”(《环球》语)而津津乐道——这实在是向世界发出一种授人以柄的信号,因为这无异于向世界宣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愿说话或不敢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而“万马齐喑”了,是不是呢?《环球》似乎彻底忘了龚自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而“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恰恰曾经正是“万马齐喑”的!难道现在又回到了“文革”?

三、真正的“公知”是社会的良心,是永远值得尊敬和纪念的

从古至今,被历史记录、为人们敬仰的是这样真正的“公知”,他们是范仲淹、张横渠、龚自珍、顾炎武、梁启超、陈天华……他们是李公仆、闻一多、鲁迅、陈独秀……他们是蔡元培,是胡适,是梁漱溟、黄炎培……可谓数不胜数!

是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公共”,执政党不也长期教导我们要“一心为公”吗?若为稻粱、乌纱谋,上述知识分子凭其学识哪位不可以活得滋滋润润?何须冒着被强权专制政府逮捕和迫害的危险而为正义呐喊?北大校长——何等荣耀的职位——而蔡元培何须七次请辞北大校长职务?堂堂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何始终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正因为“公知”是指那些有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和良知使他们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立思考习惯和批判性思维,他们难以被忽悠被蒙骗,大多清醒而犀利,揭露时弊入木三分、一针见血,所以威权专制者极端害怕他们,讨厌他们!这就是当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蒋政权抓捕入狱的原因,甚至大学生也不放过,这就是李公仆、闻一多(父子)等被暗杀的原因!“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这一典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至今回荡在历史的天空,振聋发聩,令人肃然起敬!而在我们身边,至今仍有这样真正的“公知”踏着李公仆、闻一多的足迹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这就是真正的“公知”使反动派又恨又怕的原因!因而一些人正千方百计要使这些“公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可是,如此真正的“公知”难道不值得尊敬,而值得王柬之之辈以偏概全肆意污名吗?怎么就不感到自己的浅薄呢?

当下社会自然不可与蒋政权同日而语。但社会就那么完美?当下社会没有弊端或曰体制弊端?不存在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吗?不存在官商黑幕吗?那些“血拆”“强拆”事件大多皆“奸猾刁民”无理取闹吗?为何一些底层百姓屡遭公权侵害惨烈?有人说“公知”是“反体制”的代名词——然而,质疑体制何错之有?批判体制弊端何错之有?若体制没问题,为何执政党自己在后30年一直在“改革”?“改”的首先不是体制又是什么?

试问: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此重大而牵一发动全身的理论探索难道不正是“公知”首先提出的吗?若论“反体制”这岂不“反” 得太大?没有许多“公知”的领头呼吁和勇敢探索,孙志刚事件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吗?没有法律界、新闻界许多公知和无数并非知名“公知”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勇敢探索和发声,劳教恶法能废止吗?司法改革的进步难道没有法律界和其它各界“公知”的努力和贡献吗?一些堪称“公知”的记者、律师、教授在反腐败和促进社会公正、进步的历程中,冒着各种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揭露腐败真相及官商黑幕,提出理论探讨课题,这难道不值得尊敬吗?还有多少“公知”正在为社会公正和民众诉求而苦苦求索,有的正遭受不公和各种莫须有罪名的迫害!难道他们是可以被嘲弄和妖魔化的吗?

必将令某些任意辱骂“公知”者大失所望的是,即便唐僧、孙悟空被妖怪施以妖术妖魔化而变得面目全非,可他仍然是唐僧、孙悟空!我们毫不怀疑,因为历史已经对此作出公正的评判!

用当下知识分子中某些败类或缺点、瑕疵来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和客观的既定内涵,这实在太不高明——这与“联合国官员”被骗子盗用于是就猛批“联合国”没什么两样,伎俩非常低劣而弱智。一些人为何用如此低劣弱智的伎俩污名“公知”?笔者以为——“你懂的”,这早在民国时期就有,鲁迅就没少被辱骂而腹背受敌。可一个社会若公然不问青红皂白制造出众口一词妖魔化“公知”的舆论——历史将证明:这是一种耻辱和倒退!若持续下去,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知识分子万马齐喑的“文革”前车可鉴!□

2014年6月15日  

【参考资料索引】

1、应学俊:漫议“知识分子标识”

2、中国网:毛泽东谈“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吓怕旁听者

3、《环球》社评:“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

4、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柬之:那些公共知识分子

5、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6、应学俊:看《汉武大帝》:历史仍在轮回

7、应学俊:读史札记:中国文化衰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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