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爆出地震式新闻，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先后因涉贿被捕。其实高官被捕原不算什么新闻，隔三岔五都会有所报道。此次不同的是，丑闻出自高校，原本相对圣洁的象牙塔，更因为它出自母校，有种蒙羞的感觉。

　　我读大学的时候，陈昭方已经是咱们的副校长了，只是没有常务这个头衔，龙小乐不是正宗武大的，他那时还在“水院”（原水利电力学院，武大人都叫水院）任职，后来水院合并入武大之后，他先后担任副校长、副书记、后来也加冕“常务”两个字。当然，此二人离我都很远，咱是不熟的，正因为不熟，我进不了局子，而部分死党可能就要遭殃了，所谓“顺藤摸瓜”，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不熟，专门找资料看了一下二人的简历，能混到今日，都不简单，出身都极为贫寒，靠勤奋取得了成功。对他们成功的经历，我其实是佩服的，能从农民干到教育家的确不容易，又在官僚化的校园里当上了“官”，更不容易。

　　 跟很多倒下的官员一样，创业容易守业难，全身而退难上加难。他们二人过不了最后一关，后半生只能写回忆录了。反思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政府官员我不作评价，单说大学校长倒台，没有因为学术不专或业绩不佳倒下，却因为涉及权力腐败倒下，的确不正常。但再一想，在如今“校园官僚化”的大背景下，也不足为奇。此前，有媒体报道，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可是这些个带职务的人有几个是安心教书的，我读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很少遇到带职务的人给我上课了，而上课很受欢迎的老师往往都是仕途上不受重用的。功利化的结果导向，让很多人都不务正业，原本追逐知识的学堂，成了追逐名利的大市场。真正做学问的教授生存状况远不如那些走捷径的假学者。你学会了 “媚、瞒、愚、贪、蛮”，你就有可能比教授提拔得快，在你享受坐公车、免费报销、随意吃喝的时候，我们的老教授们还在校园里骑着“28”自行车奔波于各个教室。公平么？如此以来，真正愿意死心塌地教书育人的教师少了，突政绩、忙登攀、想当官的老师多了，校园内的“权力病”也就成为教育界的一个通病，而且根深蒂固，祸害了下一代。在这些因素的“撮合下”，陈、龙二人难免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现在终于东窗事发，该怪谁？所以，为这些驻虫的倒台而欢呼的同时，更多的是反思。

　　 大学校长到底充当什么角色？今年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一个“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校长成了官员，匪夷所思.，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忽然想起武大原校长刘道玉老先生。对他，我是陌生而又崇拜的。我入学时，他已经倒台了，但武大学子对他的尊敬之情始终如一。严格的说他是一位正风华正茂时倒台的大学校长，只想干好教育事业的他倒台于政治斗争，他是一个好的教育家，但不是个好的政客。至今，武大校谱里，历任校长图片中，他的图像仍为空白（这一点瞧不起母校，毕竟人家曾任校长，历史不容抹杀）。但他引领的时代让武大的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大再次跑在前列，让“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口号名至实归，如今的武大一直在走下坡路，武大人的自豪感低至冰点。从这个角度说，刘先生的倒台是教育界的重大损失。2005年刘老先生来广州跟读者见面，推荐《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很可惜未能谋面，甚是遗憾。

　　 刘老先生对大学校长有着明确的描述。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学者型的、双肩挑式的校长，因为既要做学术，又要管业务，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有人文素养。但是当他当上校长，他就要下决心不再做自己专业研究的工作，而应该做一个职业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规律。而怎么样当好这个校长，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靠提拔、靠发奖金，这不行；应该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谁是英雄好汉。

　　 我在想，如果校长们安心地从个好的教书匠做起到职业教育家，价值观可能会得到复原。如果都像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说的那样，“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让高校回归到教书育人的本分上来,大学教育可能会面目一新。

　　 所谓教育家，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杰出人士，其文化价值是开启人类心智，提升时代的思想境界。中国古代孔子、墨子、荀子、王阳明；近代中国则有陶行知、蔡元培、梁漱溟、徐特立等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有昆体良。如今这些大家很难产生了，当不了“大家”，大学校长当一个职业教育家，还是有条件的吧，如今却难，“动力源于自身”，关键还在于校长们想不想当一个职业教育家，如果想也努力了，中国教育就有指望了。

　　 大学校长应当是一个好的职业教育家，这是我的一点微弱呼唤。

（文/在野党·知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