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对话神学
---浙江大学王志成教授为黄保罗新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撰写的序言

序言
在当下的全球化运动背景之中，种种的宗教和文化的相遇不可避免。宗教间相遇、文化间交会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显象。关于宗教间或文化间相遇的研究已成为当下哲学界、宗教界关注的热点。
基督教这一独特的“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和交会由来已久。基督教在中国文化汉语语境下的传播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对于基督教这一独特种类的神学在宗教和文化交会背景下的研究就更加突出和显著。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倡导一种他所称的“学术神学”(academic theology)。正如他在“‘学术神学’丛书总序”中提出的，“如果说，‘神学’在基督宗教传统中发展成为了一种信仰学说和教会理论，铸就了其‘教会神学’的形体及特征；那么若追本溯源，则也可超越这种信仰学说的传统，冲破传统教会神学的樊篱，从而发展出一种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即具有历史追溯之宗教史学和对多宗教参考、对照之比较宗教学特色的、学术性的‘神学’。”卓新平的这句综述，概述了当下汉语语境中发展的“学术神学”的全部表征和特色。
“学术神学”源于柏拉图提出的对“神”的研究。卓新平认为，神学应该比基督教神学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基督教神学主宰了“神学”的内涵和外延。直到施莱尔马赫，原初意义上的神学含义才开始释放出来。卓新平认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神学属于学术神学，而基于传统基督教意义上的神学则为“教会神学”。“教会神学”是一种“认信神学”，具有封闭性的特征。
上世纪90年代，香港道风山以杨熙楠总监为代表的学者，发展了一种基于人文研究、有别于“教会神学”的“汉语神学”学派。这一“汉语神学”学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的研究。不过，这一种神学还不是卓新平所要求的“学术神学”，因为汉语神学依然基于认信，而并非基于纯粹的理性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语神学”乃是介于“教会神学”和“学术神学”之间的神学学派。
从现实的实践看，目前中国的神学已经是多元的神学。事实上，在教会神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多元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层面，我们都已经无法避免地意识到了教会神学的多元性。我们无法认同只有一种教会神学。我们更无法认同中国只有一种神学，就是教会神学。在2000年左右，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是多元的神学。目前看来，这个结论还是对的。但当时对神学的理解没有现在开阔。
目前，中国大陆的教会神学不够发达，汉语神学则主要在香港，还处于发展之中。而学术神学的观念刚刚提出，对它的研究刚刚起步。总的来说，中国的神学建设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尽管有了学术神学、汉语神学等神学学派，我认为，中国还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神学。这种新神学在国际上是崭新的，在未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神学就是对话神学（dialogical theology）。
从认信神学（教会神学、汉语神学）、学术神学到对话神学，这是一条潜在的、也是某种必然的神学之路。认信神学把自身限制起来。它的优点就如同挖井，可能让人喝到井水。它的不足则是自己被自己挖的这口井限制了。基于理性的自由探索，学术神学的优点就如蜜蜂采蜜。它的不足可能就象一只蜜蜂飞行奔波了很久，却不见得一定有收获。学术神学对终极本身不一定有什么新的认识和体验。对话神学与认信神学、学术神学不同。对话神学属于第三类神学。
神学是人类的建构，可以不断改变。但本质上人的神学是对终极本身的探讨——尽管探讨的方式在不断地转变。认信神学基于信仰，学术神学基于理性。对话神学不反对信仰，也不反对理性。但对话神学在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之间探讨神圣。对话神学本身是一种关于神圣的人学。当然，神学是一种人学，而对话神学也是一种人学。对话神学不是脱离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的神学，而是和它们共同存在的神学。它不排斥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而与这两者处于一种对话性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认信神学和学术神学是对立的，彼此间并不认同。但对话神学与它们都是合作的、友好的。对话神学基于人的生命之成长，是生命中心的神学。它承认，一切神学都是建构的，神学原初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因此，对话神学肯定不同神学的价值，但又不拘泥于它们。对话神学坚持，不同神学间的对话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也具有哲学的意义、理性的意义，更具有灵性的意义。人的成长，不仅仅是身体的，也是理智的，更是灵性的。人的成长在持续的对话中获得更新和发展。
当今，我们的大学迫切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在这一种意义上，我们的大学教育是需要神学研究的。从上面的分析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大学比较容易接受学术神学和对话神学的观念，但不容易接受教会神学的观念。事实上，在西方也存在着这一个问题。大学的神学院花费很大的力量在做学术神学的工作。在中国的大学里，首先开始的是宗教学研究。在宗教学的研究中，出现了对基督教的研究。对基督教的研究中，一般学者都采取了宗教学的立场。但因为各种原因，也有一些研究者有了认信，他们的研究也就自然发生了质变。
最近，黄保罗博士完成了他的新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Sino-Christian Academic Dialogical Theology in the Light of Great Guoxue）。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黄博士在该书的封面上注明了他的这本新书归属于“汉语学术神学之一（Sino-Christian Academic Theology 1）”。从书的标题来看，这是一本具足中国国学视野、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遇出发，通过“对话”这一中道，重点研究基督教的学术神学。
黄保罗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不少都是和神学思想有关。200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在这本书中，黄保罗系统介绍了西方基督教学术神学。在此之前，他则深入研究中国儒家和西方基督教，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以英文出版，之后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附十八篇汉语学术神学对话与述评》之名在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这个中文版已经和原来的博士论文有了很大差别。主要就在于它的学术对话性。该著作不仅有多位学者的评价和批评，更有他对各位学者批评文章的回应。在我看来，这本书是黄保罗走向基督教学术神学一个逻辑上的预备。
黄保罗是充分意识到了汉语神学具有对话性、开放性、学术性特征的学者之一。于是，他干脆将汉语神学的核心特征“学术”和“对话”直接表达在他的书名之中。黄保罗关注汉语神学，他是道风山汉语神学家代表之一。他关注汉语神学的学术性，而非只有认信的特征，所以他写就了《汉语学术神学》。他也充分意识到了汉语神学对话性，所以他撰著了《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在这本富有挑战性的著作中，黄保罗认为“对话是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起点和历史”、“‘对话’应该成为处理宗教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于是，保罗全面梳理了“对话”的理论基础，从基督教的主体立场出发，在他提出的包括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一首两翼八条腿”这一“真正的大国学”框架内，使得基督教和其他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的他者展开了对话，以期“从‘对话’的视角来构建汉语学术语境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基本目标是促进二者尽可能地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这使得该书具有了广泛的视域，丰富的信息，还有许多创造性的观点。
在我看来，黄保罗的这本新书似乎已经走出了汉语神学的传统观点。从来就没有抽象的神学。尽管黄保罗的这本书总体上是基督教学术神学之著作，但是作者通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建立，给我们提供了宗教研究的某种新内容。这可能具有范式的意义。
是为序。

黄保罗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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