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对话走向何方？

——简评黄保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

王志成（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朱彩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31期，2009年

载《儒教研究》总第一期，2009年，页411-417

Paulos Huang，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Helsinki, 2006年版，352页。2009 年 Brill 出版社重版于Leiden & Boston。

黄保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附18篇关于汉语学术神学的对话与述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儒家和基督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儒家和基督宗教都是当今世界中西方文明之间对话中的重要角色。儒家和基督宗教对于世界以及人的起源有着不同的深刻认识和宣称。事实上，儒家和基督宗教在不同时期相遇、彼此对于世界以及人类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当今全球化时代，儒家和基督宗教之间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这样良好的愿景展开对话，必将有益于世界的和谐和人类的发展。

关于儒家和基督宗教之间对话的研究方兴未艾。比较神学和对话神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础的理论图象。而宗教间对话案例式的深入研究也越来越多。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博士的新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就是一本关于宗教间对话案例式研究的重要著作。

黄博士是很有底气的年轻学者，对于儒家和基督宗教做了大量的研究。黄博士也是很有胆识的学者，对于儒家解读基督宗教中救赎论这个关键的难点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书中，黄博士从各期儒家对基督宗教救赎论的不同论述这个特定的视角，分析、提出了儒耶对话中存在的四大障碍，也给我们指出了对话中的有利因素，以期为当代儒耶对话的实践提供理论理解的视野和基础。在这本书中，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对基督宗教中救赎论的理解：作为救赎主体的上帝、作为救赎对象的人及其地位、救赎的方法。

关于上帝问题，黄博士认为，通常只有一些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对基督宗教中上帝作为救主这样的宣称作了肯定式回应。而大多数的新儒家，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Cultural Nationalist Confucian）否定人格上帝的存在，更不能接受基督宗教的上帝论。原因在于,他们持有一种一元论的本体论和人类学观点。他们视万物为同质的一体（太极），差异只是太极的不同展示。对于黄博士来讲，对古代儒家，上帝的超越性则不是问题。但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可以接受上帝超越性这样的概念，但对超越性的内涵理解和接受却有别于基督宗教的理解和接受。古代儒家认为，上帝，或者天，具有人格性，是世界的创造者。而后来的儒家对上帝或者天则作了非人格的理解。

对于救赎对象的人及其地位，黄博士认为，古代儒家和许多现代儒家都认为上帝的救赎是必要的，而许多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儒家不能接受外在上帝的救赎观点。儒家在人的起源和本性、能力和局限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部分新儒家和现代儒家（如波士顿儒家和现代基督宗教儒家）相信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在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上帝的形象是人性中一个本质的部分。尽管原罪损害了它，但这一本质部分却没有完全丧失。他们就像罗马天主教徒，对人的能力抱着相对乐观主义的态度而忽视它的局限。对于新教神学来说，天主教的这一理解是有问题的。但这一问题在新儒家那里讨论得并不多。许多新儒家、全部的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和一些现代儒家因为其哲学一元论而拒绝基督宗教的人类学，即上帝创造了人类。他们相信人性是上天给予的，人和天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他们都强调人的潜能。

而人的地位，黄博士指出，儒家的观点和基督宗教的观点不一致。不少儒家认识到基督宗教的救赎目标不同于儒家最后的宗教目的。基督宗教的救赎既指称义又指成圣，且因信称义。成圣则是人成为神性参与者的过程，也就是“神化”。儒家最后的宗教目的不同于基督宗教的称义却类似于成圣。黄博士认为这种相似性对于儒耶对话是重要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依然明显。因为儒家的目标是天人合一。它们的之间这一区分源于它们不同的本体论。基督宗教的人类学肯定人的上帝形象，但并不否定他们之间的区分，上帝的形象只是在关系而非本质意义上说的。儒家人类学不仅肯定了人性是天给予的，而且肯定天人是可以合一的。儒家所理解的天人合一不是关系而是本质意义的。换言之，基督宗教中，上帝和人是二元论的。而在儒家中天人是一元论的。

黄博士认为，关于救赎方法，基督宗教和儒家的理解不同。对基督徒来说，人不能自救，称义只能来自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信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儒家则把基督宗教的救赎方法视为外在超越法。儒家认为通过修养可以自救，并视之为内在超越。

黄保罗博士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基督宗教和儒家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但他指出，他这样做并不是一种基督宗教的护教学，这么多的分析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真正想做的是要弄明白儒耶对话中的一些基本难题。

黄博士认为，基督宗教和儒家的基本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正因为思维方式根本上的差异，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产生了可能成为彼此对话的障碍的四个方面：一是在神学上，天人之间一元论的统一是区分儒家和基督宗教的最大特征；二是精神上，基督徒需要让中国人理解基督宗教不是精神鸦片；三是在政治上，中国人需要确信基督宗教不是分裂的骚动因素；四是伦理上，中国人需要认识到基督宗教的上帝概念不是拒绝而是成全儒家伦理。黄博士认为，这四个重要的障碍需要在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遗产之间通过寻找彼此的相似性而加以解决。否则，基督宗教和儒家对话就难以展开。

黄博士认为，他对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的区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存在的难题并非是护教性的。他的研究成果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他清楚地意识到，有的人用于传扬福音，有的人用于抵制基督宗教，也有的人以此在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寻找客观真理与社会和谐。

从全书的内容看，黄博士的确为了促进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的彼此理解做了极大的努力。他的一些研究和看法对于儒家以及基督徒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要使得儒家（广义上说，大量的东方人）和基督徒（广义上说，大量的西方人）愉快相处，彼此都需要重新认识彼此，需要了解彼此的共同之处以及差异之处。

但是，黄博士的这些思考、尤其是关于基督宗教和儒家之间四个方面的主要障碍对于开展有效的对话足够了吗？这些障碍是否是有效的障碍？是否理解了他们之间对于“成圣”等的相似就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对话并且它们可以真正彼此促进了吗？下面是我们对上述问题以及儒耶对话中的一些相关问题的回应。

第一，关于波士顿新儒家。他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儒家？我们认为他们实质上是基督徒。但他们具有比较神学的视角。他们可以坦然地和儒家展开对话。比如南乐山教授。他是一个比较神学家、过程哲学家。他对儒家很开放，研究很“客观”。但从根本上说，南教授是基督徒。或者可以把他视为儒家基督徒。南教授是一个西方学者，有他自己的视角。客观上他给儒家们带来了一些西方的解释范畴和框架。同时，由于他的基督宗教背景，他肯定会更多地、善意地让儒家可以走进/近基督信仰。

第二，黄保罗在书中理解儒家时，把不同儒家视为彼此有差异的，甚至彼此抵触的。但在谈论基督宗教时，基本上是统一的。并且基本上是新教的立场。但我们应该更加广义地理解基督宗教。

事实上，在诸多问题中，基督宗教内部是很不统一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本身就不统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人在神学上就有不少的差异。同样地，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在神学问题上差异一样也很大。如果我们考虑到基督宗教本身的差异，那么这对于推进儒家和基督宗教的对话则会更加合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事实上，很多儒家人士对基督宗教的了解很有限。更进一步，他们所了解的基督宗教往往只是基督宗教的某一传统或者宗派的观点，并不是平衡的理解。例如，儒家中几乎没有人会从贵格会的基督宗教传统来理解基督宗教，甚至也没有从五旬节派的角度或者从摩门教（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基督宗教教派）来理解。在我看来，基督宗教和儒家的对话，至今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片面的。当我们把基督宗教中富有思想的神学家及其思想引入中国、参与对话时，很多基督徒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某些神学家（比如希克教授）不能代表基督宗教。然而，在国际上，他们参与着大量的信仰间对话却是个事实。在儒耶对话的实践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开拓。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把儒家视为一个充满差异的共同体（目前只是一个松散的思想共同体）。并且，这个共同体在和自身的对话中、在和其他信仰的对话中、在和时代的对话中，它是不断发展演化着的。儒家从来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基督宗教视为一个充满差异的、甚至充满内部矛盾和张力的共同体。我们也需要以一种变动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也应该看到它在和其他信仰的对话中、在和时代的对话中，是不断发展演化着的。

第三，黄保罗博士本书的话语系统是典型的基督宗教的。这样的比较性研究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具体分析起来，其中也存在着问题。

应该承认，儒家是个独立的文化语言系统，它对人、自我、社会、自然、甚至超自然都有自己的整套解释和实践系统。从根本上说，它是完整的、自主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发挥着作用。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当然它也存在异化和扭曲。但它在和其他文化信仰的相遇中，可以调整自己。近代以来，儒家式微固然有它自身的原因。但更应该公正看到的是它自身活力的一面、本真的一面被蒙蔽、被扭曲了。它的未来是否可以更新，是否可以重新展示自身的创造性，则要取决于儒家自身。

基督宗教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语言系统，它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同样，在历史上，基督宗教也是一个发展的运动体，也从来没有停止发展过。在基督宗教内部（首先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之间）需要展开大量的对话。对话并不是要达成一种“一致性”。在新教的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神学宗派和思潮，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儒家和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如果从过程神学的立场来理解，他们之间对话的内容是否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例如，过程神学家小约翰·科布（John Cobb, Jr.）在讨论儒家和基督宗教对话时指出，儒家和基督宗教有着根本不同的目标，我们不能用基督宗教的目标去要求儒家的目标，并且我们也不能说儒家的目标就是低的。

如果基督宗教只站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并根据自己的话语要求去衡量儒家，那么儒耶对话中就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这种对话也不会真正有所成效。

儒家和基督宗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化语言系统，其中很多对话不能用一个简单地评判另一个。从历史和现实看，在儒家和基督宗教对话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利玛窦来华是为了传教，目的不是为了对话和交流，从本质上看存在内在的不对等性。利玛窦手上持有“绝对真理”。但当他发现中国的儒家人士很有文化和思想时，他为了传教，运用的只是些策略而已。而中国儒家人士相对比较宽容和开放，他们对利玛窦的思想感兴趣。利玛窦为了传教目的，一直不愿把他当家的内容赤裸裸地表达出来。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玛窦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教士。但是，天主教的传教性以及它的体制则限制了真正的文化交流。最后在礼仪之争问题上把双方弄得很僵。

基督宗教的排他性神学也限制了基督宗教和中国儒家之间的对话。儒家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认同基督宗教的排他性主张。这是一个事实。而这种排他性主张在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的相遇中也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梵蒂冈梵二会议就已经排除了它的排他性神学，走向了兼容神学或者成全神学。这是天主教自身在和其他宗教相遇中对自身作出的积极反思和发展性的调整，也是对自身话语系统的调整，以此来回应现代多元世界的时代要求。然而，在我看来，天主教还可以继续朝前走。事实上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不少思想家这么往前走了。代表性的如孔汉思（Han Kng）、保罗·尼特（Paul Knitter）和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等。新教中，也同样出现一些思想家，他们也一样超越了排他或者兼容神学，调整基督宗教的话语系统。从而探索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和谐相处的方式。

在我看来，儒家和基督宗教之间张力的根源主要存在于基督宗教一方。从本质上说，儒家并不限制自己，面对不同信仰持“求同存异”之态度。在目前的处境下，儒家本身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重大转变，使得它几乎处于“游魂”（余英时语）状态，处于非常边缘化的状态。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文化身份，儒家似乎开始慢慢在恢复元气。当今，由于代表儒家的、并介入儒耶对话的人很有限，在基督宗教和儒家对话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现象。可以注意到，在有的会议或对话活动上曾经有由基督徒代表儒家参与儒耶对话这样的现象。而这些基督徒由于自身信仰的缘故，也自然地影响了他们对儒家的理解。这对儒家是不公平、也是很不利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中，参与儒耶对话的儒家力量会增强，必定会超越传统的儒耶对话。

黄博士所谈的儒耶对话，其话语基本上是基督宗教的。从儒家角度看，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儒家关心的核心问题并不同于基督宗教关心的核心问题，所强调的地方也有别。如果让一个儒家人士来撰写儒耶对话，则完全有可能提供另一种新的话语方式。

第四，在儒耶对话中，我们需要处理好他者问题。从历史看，基督宗教在和儒家的对话中，总体上没有处理好他者问题。如果说利玛窦等人对儒家还有一定的他者意识的话，那么对佛教，他们则是非常缺乏他者意识的。可以说，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统在处理天主教和中国儒家问题上缺乏必要的他者意识，一种欧洲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礼仪之争之责任不在中国就很自然了。今日的儒耶对话已经不同以往。但如今在对话中，基督徒如果不是为了宣教和皈依的目的，而是为了文化交流和对话，那么儒家显然是很乐意参与这样的对话的。

第五、我坚持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尤尔特·卡曾斯（Ewert Cousins）等人所说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各个宗教都需要共同面对第二轴心时代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和基督宗教都需要对自己作出更多积极的反思，并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调整自身。儒家需要与时俱进，基督宗教一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儒耶对话需要置于第二轴心时代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这对儒家和基督宗教都将是非常大的挑战和机遇。

儒耶对话是人类两大文明的对话。黄博士从大量的文献中分析了儒家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异同，注意到彼此对话中存在的各种难题，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从广义的儒耶对话看，我们还需要反思儒耶对话中的代表性问题（谁真正代表儒家？谁真正代表基督宗教？）、对话的话语方式问题（使用哪种对话的话语？）、对话者本身的状态问题（在什么处境下的对话？）、对话中的他者意识问题（我们可以真正把对方视为完全独立的他者吗？）等等。只有处理好了这些问题，儒耶对话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才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与世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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