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孙尚扬教授对黄保罗儒基对话的评论

2009-10-24 15:41:14 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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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基督徒与单方受益的儒耶对话

——以黄保罗的研究为例

孙尚扬

北京大学哲学及宗教学系教授

<<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页51-57

2008年圣诞前夜，曾经以《文明的冲突？》一文招致争议和更大学术声誉的哈佛教授亨廷顿溘然长逝。就笔者非常有限的闻见所及而言，汉语学术界在亨廷顿大作面世后不久，大多对该文大加挞伐。人们拒绝相信，冷战刚刚结束之后，文化会成为冲突的根源，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分界线竟然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一些学者还坚信，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性的。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排外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并不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引起的。此外，他们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力倡普遍和谐观念的儒家思想不会成为将来引起政治冲突和战争的因素；相反，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都能为文明的共存以及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对学术前辈们的这些洞见，笔者当然完全能够持同情理解的态度，但笔者也曾斗胆指出，在那场有关文明冲突的争论中，海内学者多持一种普遍为人喜纳的价值判断，即以和平共存和发展为价值目标，认为凡是和平共存就是好事，是常态，凡是矛盾冲突就是坏事，是不正常的边缘现象。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与理论表明，冲突和整合（和平或融合）乃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是人类交往的两种正常的形式，它们哪一个都不比另一个更为根本。两个群体或文明间的冲突可能有利于促进群体或文明内部的整合与发展，一个群体内在的整合和和平发展又有可能导致它与另一群体间的冲突。人类文明正是在交光互影的和平与冲突中发生变迁的。人文学者可能会强调社会事实的价值色彩，并给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家则可能吁请人们正视事实，力戒仓促做出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记住亨廷顿是位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也正是当时亨廷顿冷峻的文明冲突论在海内人文学者中引发出较多道德义愤的原因之所在。[1]

与文明冲突论和现实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文明冲突事实相伴随的是，宗教对话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的长足的发展[1]。其原因或许在于，宗教往往是各大文明的价值核心及其维系自身存续和发展的最坚固持久的实在性基础之一。于是，“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无法达致宗教间的和平”，便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其结果自然是宗教对话的兴盛与繁茂。

迄今为止，由于9·11事件的影响，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不无理由地更受人关注，并得到更多的鼓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与其它宗教间的对话就无足轻重。事实上，尽管人们对基督宗教与儒教在未来和平相处的前景抱持相对乐观的预期，但是，由于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迅猛发展招致不少负面的反应，更由于基督宗教在传统儒教中国的传播曾引发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不胜枚举的大小冲突（最典型的代表是频繁发生在近代中国的教案），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的对话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与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最近20年来，世界各地从事儒耶对话的学者及其产出的各类相关的著述的数量都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学者是推动当代语境中的儒耶对话的生力军。从几届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国际会议，到一系列以儒耶对话为主题的论文集与专著的出版，我们不断看到杜维明、赖品超、罗秉祥等人活跃的身影。而对话的主题则可谓形形色色，从抽象的教义与思想间的比较与对话，到直面当代境遇中一些具体现实的生存问题（如生态）和公共话题（如公共空间的建构和政治参与等）而展开对话或比较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最近两三年来，海外军团中另一引人注目的活跃人士是黄保罗博士。芬兰籍的黄博士系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和神学双料博士，浏览一下他的著作目录，就知道他是一位好学深思、勤于著书立说的青年俊彦，其西学与中学的素养都相当深厚。他在大陆一些知名高校举办的讲座和开设的课程，还有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数种著作，在在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激发我辈如下预期：假以时日，此君必为名世大儒。所谓大儒，必有大儒气象，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读者不仅仅以儒家解释此处之儒，亦以学者释之，则可深得笔者之意。

然而，我们对黄君的期待能否真正兑现，还要看自称儒家基督徒的黄保罗博士能否将基督徒的心胸真正开放给儒家学说和思想。以下，笔者将集中从这个角度来品评黄博士的大作《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之得失。

一 救赎议题的设定：儒耶对话中的误区抑或陷阱？

《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书是黄博士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于2006年），原名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 A Systematic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Confucian- Christian Dialogue，可以翻译为《直面儒家对基督教救赎教义的理解：对儒耶对话中基本问题的系统神学分析》。中文版编辑可能嫌原名冗长罗嗦，遂改为《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综观全书，若从人文学者的视角来看，该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比较系统全面的地梳理了自从基督宗教与儒家相遇以来，各个时期的各种儒家（包括接受基督宗教的儒家、反对基督宗教的儒家、不反对也不接受基督教的儒家等）对基督宗教的救赎教义的理解。这里，笔者之所以未使用“很全面系统”一词，是因为黄博士独断而错误地认定唐朝入华的景教（天主教的异端聂斯托里派）与儒家并无关联。而考之史实，景教不仅与佛老思想和术语相牵合，更在教义中融入了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尊君事父相号召。[1]景教还在儒教中国的政教关系框架内，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普遍王权之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明确声称“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从中可见，景教传教士认识到在中华帝国，宗教绝无在圣王之外谋求独立发展之可能，乃自觉附丽于专制统治机器，以求自身之发展。[2]凡此，皆说明黄博士的景教与儒家无关联的论断离事实甚远。当然，如果他断言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易获知当时的儒家对基督教救赎教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忽略唐朝景教这段历史，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笔者之所以在此充分肯定黄博士思想史进路的价值，是因为他确实抓住了儒耶相遇的历史进程中最容易引发纷争的根本问题之一。笔者一向坚持义理与考据兼长备美才是学问之佳境，对那种独以考据为真功夫真学问，很少涉猎儒耶相遇中具有内在根本性的思想与教义问题，在考据方面有所得便慨叹“一览众山小”，因而睥睨天下的做法，可谓深不以为然。[3]事实上，尽管考据与社会史的进路对理解儒耶相遇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但若仅拘限于此，仍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入其堂奥。黄保罗博士的大作则可以引人升堂入室，其价值焉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