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年来，海外军团中另一引人注目的活跃人士是黄保罗博士。芬兰籍的黄博士系赫尔辛基大学哲学和神学双料博士，浏览一下他的著作目录，就知道他是一位好学深思、勤于著书立说的青年俊彦，其西学与中学的素养都相当深厚。他在大陆一些知名高校举办的讲座和开设的课程，还有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数种著作，在在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激发我辈如下预期：假以时日，此君必为名世大儒。所谓大儒，必有大儒气象，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读者不仅仅以儒家解释此处之儒，亦以学者释之，则可深得笔者之意。

然而，我们对黄君的期待能否真正兑现，还要看自称儒家基督徒的黄保罗博士能否将基督徒的心胸真正开放给儒家学说和思想。以下，笔者将集中从这个角度来品评黄博士的大作《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之得失。

一  救赎议题的设定：儒耶对话中的误区抑或陷阱？

《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书是黄博士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于2006年），原名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 A Systematic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Confucian- Christian Dialogue，可以翻译为《直面儒家对基督教救赎教义的理解：对儒耶对话中基本问题的系统神学分析》。中文版编辑可能嫌原名冗长罗嗦，遂改为《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综观全书，若从人文学者的视角来看，该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比较系统全面的地梳理了自从基督宗教与儒家相遇以来，各个时期的各种儒家（包括接受基督宗教的儒家、反对基督宗教的儒家、不反对也不接受基督教的儒家等）对基督宗教的救赎教义的理解。这里，笔者之所以未使用“很全面系统”一词，是因为黄博士独断而错误地认定唐朝入华的景教（天主教的异端聂斯托里派）与儒家并无关联。而考之史实，景教不仅与佛老思想和术语相牵合，更在教义中融入了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尊君事父相号召。[1]景教还在儒教中国的政教关系框架内，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普遍王权之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明确声称“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从中可见，景教传教士认识到在中华帝国，宗教绝无在圣王之外谋求独立发展之可能，乃自觉附丽于专制统治机器，以求自身之发展。[2]凡此，皆说明黄博士的景教与儒家无关联的论断离事实甚远。当然，如果他断言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易获知当时的儒家对基督教救赎教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忽略唐朝景教这段历史，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笔者之所以在此充分肯定黄博士思想史进路的价值，是因为他确实抓住了儒耶相遇的历史进程中最容易引发纷争的根本问题之一。笔者一向坚持义理与考据兼长备美才是学问之佳境，对那种独以考据为真功夫真学问，很少涉猎儒耶相遇中具有内在根本性的思想与教义问题，在考据方面有所得便慨叹“一览众山小”，因而睥睨天下的做法，可谓深不以为然。[3]事实上，尽管考据与社会史的进路对理解儒耶相遇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但若仅拘限于此，仍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入其堂奥。黄保罗博士的大作则可以引人升堂入室，其价值焉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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