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重庆打黑行动是目前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深受其害的重庆弱势群体们，更是有翻身得解放的感觉，也难怪有农民要自己花10万元巨款在报纸上登广告歌颂打黑行动。这么多黑恶团体被打掉，这么多黑恶分子被抓获，这么多涉黑官员被拉下马，重庆人民能不拍手称快，全国人民能不欢欣鼓舞？说句老实话，开始的时候，我也很激动，很兴奋，也恨不得到报上登个广告。这些天，我终于从亢奋中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之后，我不能不生出一些疑问来：
疑问一：要是黑恶势力不是逼人太甚，重庆会有如此规模的打黑行动吗？“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10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时如是说。那么，如果黑恶势力讲究点技巧，不要太明目张胆，让政府下不了台，是不是重庆的打黑行动就不会发生起码不会这个时候发生呢？薄熙来说这番话可能有不能直言的苦衷，但却让我等弱势群众有点不爽，此言透露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黑恶势力的存在政府是知道的。既然知道，为什么非被逼无奈才肯出手救民于水火呢？政府的职责不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吗？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和执法部门不愿与黑恶势力为敌？
疑问二，要是没有薄熙来和王立军，重庆打黑行动会网住那么多条“大鱼”吗？凭良心讲，如果没有薄熙来的特殊身份和决心，没有王立军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勇气，重庆即使有打黑行动，会打掉那么多盘根错结的关系，网住那么多条“大鱼”尤其是一把把枝盛叶茂的保护伞？我不敢相信，也没有理由去相信。
疑问三，只有重庆黑恶势力猖獗，需要重拳出击吗？近期，新华网有一篇评论是这样说的：打黑除恶，是全国各地都有过的普遍行动。没有证据显示重庆的黑恶势力盘踞状况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比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更加不堪一击，重庆也并不拥有比其他地方更为强大的警察力量，但我们却能明显看到重庆的打击行动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这首先取决于政府对于黑恶势力的态度，在于政府是否敢于碰硬，勇于彻底破除社会背景、复杂关系以及自身形象上的种种顾虑。我赞成上述分析，但作为政府和执法机关，你有权力拒绝打黑吗？你不打黑那你想要谁来打黑呢？重庆已经打黑了，而且其打击力度可谓前所未有，其他地方也会向重庆一样，勇敢地站出来与黑恶势力公开为敌吗？我不敢乐观。
疑问四，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长时间肆无忌惮？新华网的评论说得很对，黑恶势力并非重庆一地有，也没有证据表明重庆的黑恶势力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就我耳闻目睹，就知道黑恶势力是一个普通存在的现象，有些地方还要严重得多。一些地区的打黑成果也告诉我们：那些黑恶势力存在并不是一朝一日，也不是偷偷摸摸的“梁上君子”，他们都是公开和半公开的，不仅有武器甚至还有坦克，就是重庆的黑恶势力亦很有些历史了。我不禁要问，这种严重违反现行法律的巧取豪夺、欺男霸女行为，为什么得不到及时制止。据我所知，我们的现行法律是相当严厉的，为什么在对付黑恶势力时却如此软弱？我们在开展“严打”和打黑行动时常常会使用“一网打尽”一词，那“一网”确实“网”住了不少，不仅有大鱼大鰐，也包括螺蚌虾蟆，的确很丰富很壮观，成果也巨大。由此，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网”很金贵，不能轻易使用，非得等“鱼”多了大了之后才有“下网”的价值？亦或我们的“网”平时挪作了他用？
疑问五，“严打”就能一劳永逸吗？虽说我们一再声称现在不搞运动了，但执法机关的运动仍然没有停止，“严打”就是最好的证明。“严打”对违法犯罪的确有震慑作用，但也会导致使用法律不当和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记得1983年实行第一次“严打”时，我们老家有一个电影放映员和恋爱对象在寝室里谈恋爱，恰巧停电，于是便情不自禁扑到女朋友身上，女朋友一声惊叫，惊动了民兵，不由分说将其绑走，那时候的女孩子还比较害羞，当办案人员问她对方是不是想强奸她时，她点头了，于是立即被判处死刑，等到女孩子醒悟过来去救人时，却没人听她的了。那个电影放映员从被抓到枪毙只有7天，那个时候是不许上诉的。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曾参加过“严打”专案组，当时有一个抢劫团伙案是他负责的，首犯是一个刚满18岁的小伙子，他们三人的犯罪事实不过是抢劫了两次，一次抢了10抉钱，被他们买西瓜吃了，另一次抢了价值120元的一块手表，被首犯的家长知道后给被抢人送去了。两次抢劫中都没有发生伤人行为。首犯的父亲是个屠夫，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买肉还要票的，首犯就对我同学说：伙计，帮我把材料好点弄，我出来了要父亲送一副猪肝给你。连我同学没想到的是，那个首犯竟被枪毙了。尽管“严打”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短时间内也会使治安状况有所好转，但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既然“严打”之类的行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的执法者为什么平时不去“撒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