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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龙应台是在几年前,她在南方周刊开专栏“亲爱的安德烈”。我对这个专栏没有好感,因此也没有细读过,要静下心来在报纸上看一对母子(甚至竟是一个台湾人与一个叫安德烈的外国人,而他们竟然又是母子)的通信,讲一些他们认为有必要或者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并非很容易。
龙应台当然很有名,因为我又听说,她不光在很了不得的南方周末上絮絮叨叨地以通信的方式开了三年专栏,还当过台北市的文化局长——那时候,沈君山还康健,也有一个专栏大约与龙应台相邻。我当然更喜欢读沈君山的文章,看他写那些清华的往事,和一些我知道的人。
今天终于见了龙应台。这之前,今天我还和妻子生了两次气,更有两顿饭没有吃。我是饿了差不多一天的肚子,几乎是清空了肠胃来到龙应台面前的。这一点,便恰恰应了洁净和虔诚吧。
我还在想,若我来到她面前,应该任何称呼,是文雅地叫龙应台先生,或优雅地叫龙应台女士,还是毕恭毕敬地称龙应台老师。这都是不错的,她已经在香港大学教了几年书。但我终于什么也没称呼,等到排了许久的队轮到我签名,我们互相以几声“谢谢”代替。
出来我对王勇说,龙应台竟说是愿意来北大教书的,如果北大发来邀请。当然,如王勇所说,北京至今竟是连好人胡适的塑像都不敢(抑或说是不能、不愿)立的,那么龙应台恐怕就更难有可能受邀在北大教书。
北大近百年前是倡导兼容并包的。我觉得,如那塞万提斯像,也会觉得羞愧和孤独吧。
毕竟她是龙应台,虽然她今天说,若大陆的决策者们读过她那最新出版的书(da jiang da hai),是绝对会同意这本书在大陆出版的。
她之所以这样的,当然是结果相左。至于其中的经过,他们是否读过,活着根本未见过,都可以猜测,却不能定夺。
我当然是重新认识了她;我甚至以为——龙应台为什么不能去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她是能得的。
她写那两百万中国人被追到各海岸线上,哭着喊着,等着,跑着,对这那些被炮火瞄准的船——这场景可见于现代战争中,被追赶者,不管他们之前是正义还是邪恶,到那时总都要被死神一一看过。
你们想想,那些原本生存在你周围的人,和你说同样的语言,要被赶到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五六十年后,他们有的富了,有的死了。海这边的人看到他们富了,羡慕他们,盼望着有这样一个亲戚。这其中当然不会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五六十年,这些富了的,老了的,死了的,新出生的——人们,他们如何度过了一九四九年后的这五六十年。的确,那两百万左右的人中,有的死了,有的富了,有的生儿育女,有的再度出国。你要认识一个人,不仅仅在于她今天的面容,甚至是你想象中的她的面容;你要认识一个人,你来到她面前,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YB 0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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