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这一段话摘自龙应台今年新书《目送》中的一篇，题为《山路》，说的是蔡琴的一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来了五万人，其中还包括现在的台湾新“总统”（在这里必须按惯例打上引号）马英九。当然，沈君山没有来，他第三次中风了；杨德昌也没有来，他已经死去了。记者们照例来了，镁光灯闪闪；蔡琴的歌迷们也很欢腾，他们在歌声中表现出幸福。

今天我认真地听龙应台手捧她自己的书，对着我们这帮媒体这帮读者们，朗诵了这篇文章；尔后，我又细细读了一次。在回来的地铁上，我手中只有一本书，站着，摇摇晃晃，没有纸和笔，也不太方便写什么；手机耗光了电，我因此不能打字。但我有好几个时候，极想写电什么。

今天我必须和自己谈谈读书这回事情了。不然，上面的文字，我不会发现，而只会将这本叫做《目送》的书，与我打算以后一一读读的其他“很喜欢很文艺”的书一道，放进我存书的架子上——我还因此心满意足，并不在意又为下一次搬家添了半斤负担。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将某一种阅读寄托给以后的时光，或者仅仅埋葬在我整理出来的书丛里。要知道，我眼下真的也是因此而感到满足的。

我和王勇说，如今我能读的，也就是一些文史类的书：

我爱听民国教授们的往事，因为他们的确风雅，且让人望尘莫及……这种观望也让人满足；

我爱听政治人物的命运，比如我读《毛泽东传》，或者《“四人帮”兴亡》。我从中得到赤裸裸的快慰，看着历史在自己眼前穿肠而过，尽管我确信自己没有政治野心，而他们也几乎分毫谈不上风雅。

我偷窥往事，大人物的命运。这几乎是阅读中最容易的事情了。

关于历史，你不用解读；别人的往事，你只能看着，你看着还挺高兴，像说书的先生们那般还可摇头晃脑。

我又和王勇说，台湾的书可真是昂贵，动辄就是几百。王勇说，书，其实是应该这样的“昂贵”。我立刻认同。

难道不是么？

最直接的，它们昂贵，你才会珍视你买来的每一本书，不会一本本顷刻束之高阁；

昂贵的，你才会思量哪本是最该买的，哪本可以缓缓，你不会像日日买菜一样凭习惯的喜好和突然的冲动而习惯地一堆堆轻易地买回来；

也因为书的昂贵，写作者们将能以此营生——真正的写作者——少数的——写出真正的、少数的书。写作是应该有高度的，书应该是真正的精神粮食，是构成人们生活的上层建筑——你并不一定需要它，但你若真的拥有它，将会真的爱上它。

你其实并不需要太多书，或许你真的连《红楼梦》和《哈姆雷特》都只停留在听说阶段呢。如果你一个月，哪怕读完一本真正的书，你也会时常想起它来，你因此感到满足。

而你若没有如此，你惭愧不惭愧？我是真的惭愧。

而我们还在抱怨人们不爱读书了，读书再也不是人们所向往的生活了；我们甚至抱怨这不是一个能够读书的时代了，而真正能够写出好书的伟大者已不复存在了。

是的，人们一面忙于营生，一面还真的很信服这种说法。所以，他们真的就更不读书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能够读书的时代了”，好书也没有了。

好书为什么会没有了？

龙应台说，她写一本叫做《大-江-大-海》（我也必须加此符号）的书，写了十年，走过了几大洋几大洲。若它在大陆出版，以同类图书的较高定价如38元和首印十万来计，我想请问：作为作者，她能因此获得多少报酬？而若这些报酬将构成她这十年的营生财富，她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若以财富计算人的等级，她能算个什么阶层？

必须承认，文字轻贱了，书，轻贱了。而与此同时，太多的人（似我现在这般），以真正日以万记的速率，飞快地创造这书——作为商品，疯狂地为因此消遣因此得益的人们哺乳。

这些人富了。

那些埋头创作，写着“纯粹文学”作品的人，数年节衣缩食，百十人中，只有三两个幸运者挤出身来，成为“龙应台”般的作家，被我们这些自认为还保留着高贵情操的人同样如嗷嗷待哺般包围着。

少写几本书吧，或者做点别的也好；

少几个人写书吧，或者做点别的也好；

少买几本书吧，或者买点别的也好；

少读几本书吧，或者做点别的也好。

真正地——爱上几本书吧——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幸运的中国知识青年那样，像获得爱情一样获得一本书，像暗恋一个姑娘那样为她冲动，为她狂喜吧。

也正如此，我想我们能领会做了一生“才子”的沈君山，在龙应台文章里的样子。

让读书回归贵族般的优雅和贵族般的高贵吧。

YB 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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