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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公知”怎不令某些人憎恨?

2014-06-22 16:56:53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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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由《环球时报》5月29日社评《“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引出笔者《漫议“知识分子标识”》一文;意犹未尽,又写了《“公共知识分子”三题》;似乎引起一点争论的涟漪。

一、“公知”被一些人讨厌、憎恨是必然的,这是“公知”的宿命

现在,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和现象正受到一些人的挞伐和诅咒,“公共知识分子”(公知)这一指称及原本内涵正在被某种“法术”妖魔化。然而,笔者以为这毫不奇怪——因为一个不断说出令某些人害怕的真相的人,一个欲唤醒在铁屋子里沉沉睡去(鲁迅语)而不知将被闷死之众人的人,一个把遮蔽千万人目光和思想的薄薄天窗捅破而让他们看到浩瀚苍穹的人,一个为了民族、苍生百姓福祉而不惜坐牢、牺牲的人,怎么不令一些人讨厌和害怕呢?甚至某些由于多年在铁屋子的黑暗中已经睡得很沉甚至缺氧但却似乎习惯了的人,他们也许会觉得:为什么眼前一下变得如此炫目而色彩斑斓?谁捅破了窗户纸?太不习惯了,多此一举啊!

如此“公知”怎不令某些人讨厌、憎恨?

真正的“公知”被一些人痛恨、诅咒是一定的,这是公知的宿命,也是真正公知的光荣。鲁迅就承认自己有时近乎腹背受敌。而至于李公仆、闻一多等等公知,蒋介石独裁专制政权则痛恨至极,最终干脆以卑鄙的暗杀手段消灭其肉体,或使其“失踪”而关进集中营,可蒋家王朝得到的是民心丧失殆尽,自己失去中国大陆。

二、卢梭的遭遇是“公知”遭遇的典型缩影

最近重读卢梭,再次回望这位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这位地道的法国“公知”。他渴求真理如生命,对社会重大问题倾心关注,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显著特征,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某专业的“职业脑力劳动者”或“职业专家”。

30年前,笔者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印象不是很深;而今随着年岁的增长,再读它,却感受尤甚。一个自然的念头蹦了出来:“公知”——像卢梭这样的“公知”——怎么会不令某些人恨得咬牙切齿?他如不被某些人攻击、污名倒反而是怪事了。

早在华夏清朝鼎盛时期,朝廷重臣或百姓正匍匐于乾隆爷脚下山呼万岁时,早在华夏天朝皇权不可动摇,即便几岁娃娃的太子“登基”,爷爷辈儿的群臣也必须匍匐其脚下大气不敢出时,让•雅克•卢梭却于1762年写出了彪炳史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契约论》,从政治伦理的层面兜底否定了曾被亿万人默认的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把蒙蔽世人双眼和思想的窗户纸捅了个大大的窟窿,使人类更广大的平民百姓豁然开朗——原来社会本不该像千百年来这样延续,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存在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像卢梭这样的“公知”怎么能不令某些人恨得咬牙切齿?

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从政治伦理的层面论证: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卢梭说:“社会秩序是所有其他各种权利赖以保持的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来自自然,它是建立在许多约定的基础上的。”这便是“社会契约”精神。——在250多年前,这无疑是对当时皇权专制赤裸裸的挑战。所以它刚一问世就遭到了禁止。卢梭本人也因此长期流亡漂泊异乡,直至去世他仍然是一个“被通缉”者。然而,《社会契约论》阐述的民主理论却不胫而走,风靡世界。它间接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社会契约论》及其作者卢梭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先驱。

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发表27年后的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还对美国的《独立宣言》及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社会契约论》发表216年以后的1978年,在纪念卢梭逝世200周年的活动中,还专门召开了研究卢梭的思想的国际研讨会,出版他的新传,推出以他为题材的电视剧。他的遗骸被安放在法国“先贤祠”内。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预见的“消费者的各种陷阱,大城市的骚乱以及毁灭性的军费负担”等等,都已成为后世及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

三、“公知”营垒中的理论分歧与争鸣

但有人说,同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是卢梭的死敌,他甚至曾出版小册子揭露卢梭并不光彩的许多隐私。事实确实如此。然而,伏尔泰的遗骸与卢梭的遗骸而今都同在法国“先贤祠”供后世瞻仰。这有时成为一些人的说辞。

其实这无须诧异,政党内或“公知”间有不同观点毫不奇怪,论争便是,真理是需要平等前提下的百家争鸣的。以往所说党内“路线斗争”,其实有相当部分正属于不同意见的表达与论争,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曾无奈地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卢梭和伏尔泰的论争有何可以作为污名“公知”说辞的呢?其实伏尔泰也是坚决反对封建专制的,这与卢梭并不矛盾,但伏尔泰更倾向主张开明君主制,而不是平民出身的卢梭主张的民主共和制——然而最终,历史用实践回答了卢梭和伏尔泰的论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选择了卢梭的主张,而不是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

至于因观点的分歧,伏尔泰比较过分地拿卢梭的某些隐私说事儿,还写了本小册子攻击他,卢梭的回应却是于1774年开始写一本自传体的书,追述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往事。卢梭在自己的笔下,将自己生活中违背道德良心的大事小事披露无遗——这就是著名的《忏悔录》。

卢梭在《忏悔录》中坦言:“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话时,似乎又听到一次耶稣对恶意诽谤并欲砸死一个妓女的法力赛人说的话:“你们当中谁若没犯过罪,就可以打她。”结果,众人一个个丢下石头,低首离去。”——在历史上多得难以计数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溢美之词、明贬暗褒更是屡见不鲜,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而以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这方面历史地位的,也许只有卢梭的《忏悔录》了。这是卢梭不同于《社会契约论》的另一不朽之作。

于是,笔者再次想到,像卢梭这样为真理而坦坦荡荡无所畏惧的“公知”,怎么不令某些人讨厌、憎恨而诅咒呢?他们会想:没有卢梭这讨厌的家伙该多好!坐在法国王位宝座上的人更当如此想吧。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卢梭永远为人类大多数人所纪念,其思想精髓至今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同,而威权专制独裁政权在人类历史上终于越来越成为某种标本而已。

四、中国古今从来不乏卢梭式的“公知”

卢梭在中国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也许没有卢梭这样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公知”,但绝不乏卢梭后继者。清末黄遵宪、梁启超当为最早受卢梭思想影响之先驱,他们让中国人知道了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中国的思想先驱者认识、认同了卢梭的思想,并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历史无须细述;而卢梭的“公知精神”,正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如此准确投射和映照,于是中国有了血洒轩辕的戊戌六君子,有了鲁迅、闻一多、李公朴,陈独秀、李大钊,于是有了铮铮铁骨的梁漱溟、蔡元培、黄炎培……以及抗战中的“七君子” 等等等等,直至当下……可谓贯古今,迎未来!

以知识和专长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尽管不大关注社会正义与发展,他们在其专业领域里的努力和成就也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可尊称其为“××专家”。但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如美国加州大学雅各比教授20多年前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尽管脑外科医生或者工程师们也需要经历严苛的脑力训练,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正是具有当下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公知)的特征——对此,笔者完全赞同雅各比教授的论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而已,即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自身的公共化的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

雅各比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为的是区别于那些学问甚高但只专攻术业而不关注社会正义、公共事务和责任担当的脑力劳动职业者或某种职业专家。——可是,古人对于“天下兴亡”尚且呼吁“匹夫”有责,而况知识分子乎?

由于教育的普及与社会的发展,学科愈来愈细化,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公知”,在当今世界各国似乎越来越少了;而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似乎为许多人接收和追求,学者为官,大多势必失去传统知识分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们独立思考和表达的尺度已受到显而易见的规制。正因此,美国加州大学雅各比教授才会在20多年前写出《最后的知识分子》——正因为真正的“公知”愈来愈少,故而弥足珍贵,因为社会的发展固然必须有物质生产与日俱增的丰富,可思想理论的发展、创新须臾不可少——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卢梭等世界上一批堪称“公知”的知识分子以生命、物质幸福的牺牲为代价寻求真理而成为思想的先驱,人类历史固然仍旧会发展,但法国大革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难道不会更加曲曲折折?更多国家和百姓苍生难道不会在皇权专制下被奴役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面对体制弊端、社会弊病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对诸如孙志刚事件、唐慧事件、开胸验肺、司法不公、劳教恶法、强拆血拆中的官商黑幕等等令苍生百姓受压受窘受害的事件默不出声,难道让数亿农民工和底层百姓丢下谋生的家什去干深入研究政治、法律伦理?难道让他们去面对“学富五车”的当代“犬儒”巧舌如簧?诚若是,谁最正中下怀?

人类并未堕落如此,再多知识分子“沉默”,也不会没有令人敬仰的卢梭式“为真理而献身”的“公知”——即便眼下,仍然有真正“公知”为真理而斗争,他们有的置个人利益和安危于度外,正遭遇着卢梭当年被迫害和追剿的经历,他们正着力捅开蒙住人们双眼和思想的窗户纸,正勇敢地撕开遮蔽历史的层层黑幕!这样的“公知”如果不被某些人讨厌、憎恨和诅咒,那倒反而是怪事!然而为了真理、正义和良知,真正的“公知”已准备好牺牲个人利益乃至自由,甚至更多……

当然,“沉默”也并非不可以,但如下面这段话——不论是曼德拉还是什么人说的——说得很实在而并无高调:“如果天总不亮,那就摸黑生活;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角落。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你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莫做待宰的羔羊!

“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而已。——如果有人自诩“公知”,如果有人假称“公知”而谋私利,当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因为那叫欺世盗名,那叫骗子,与“公知”无关——正如倘有人假冒“英雄”,该批判的难道不是骗子而是“英雄”本人?借此污名和妖魔化“公知”是弱智而可笑的。

卢梭不朽。卢梭式的“公知”必然名垂青史——从卢梭到中国血洒轩辕的戊戌六君子,到鲁迅、蔡元培、闻一多、李公朴……!□

2014年6月22日  

【参考资料索引】

1、应学俊:漫议“知识分子标识”

2、应学俊:“公共知识分子”三题

3、关于法国《人权宣言

3、《环球》社评:“公知”代表不了中国知识分子

4、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柬之:那些公共知识分子

5、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6、应学俊:看《汉武大帝》:历史仍在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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