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祸败缘于不识时务

西汉初年名将韩信的不幸遭遇，牵动着千古文人的同情之心。凡是读过《史记·淮阴侯列传》的人，都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拍手叫绝，也为他功高震主的悲惨结局扼腕叹息。于是自然而然地对他寄予同情，总是想方设法为他鸣不平。但是要鸣不平，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司马迁在传记末尾的评议中所写的那句刺眼的话：“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要推翻这一结论，实在是太困难了，于是就以种种的假设推想来试图证明韩信不可能谋反，而是刘邦、吕后之流为杀害功臣而人为制造的一种冤案。这就涉及到了司马迁对此事的态度。有个学者就这样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是“史公微文”，认为司马迁的本意当是说“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一句话，是司马迁用曲笔来表达对韩信谋反的怀疑。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司马迁若真是对此事有所怀疑，又为什么将韩信的谋反过程写得那样详细具体呢？为什么又不在文中明确地指出这只是依据汉廷狱的案情写入传中的呢？司马迁是以治学谨严著称的，他在《报任安书》中就已表明：“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说明他著书时对史实的采用和评价是不会有所顾忌的。若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一定会尽力加以考核，以求弄清真相。如实在无法弄清楚，他一定会在文中加以说明。

论者为给韩信辩冤，又提出了这样的依据：韩信与陈豨商议谋反之事，明明是避开左右而秘密进行的，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呢？其实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密谈时别人自然无法知道，但当事人双方在日后就不会自己抖露出来吗？特别是陈豨，他已远离朝廷，又结交了那么多宾客，其中不乏他特别信赖的人，他难道就不可能将与韩信密谈的事透露给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被捕获或自动回到朝廷，他们就不会将这些事说出来？

论者所持的最重要的依据是：韩信还是齐王的时候，项羽的使者武涉和齐人蒯通都先后劝韩信背叛汉王，特别是蒯通，更是引证历史实例，多方比譬，将厉害说的特别透彻、深刻，几乎打动了韩信的心，但韩信最终还是犹豫不决，不忍背汉。既然拥有重兵于齐王时都不愿背汉，又怎么可能在作淮阴侯而无任何实权的情况下反而轻举妄动呢？他是不是头脑进水了？确实是头脑进水了！这也正是他不识时务的表现。人们对韩信的同情和赞赏，主要是看他的战功和军事才能，而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当他在作齐王时，即使对刘邦感恩戴德，也应该看到刘邦早就对他有戒心了。最明显的事例是，韩信和张耳驻军修武时，刘邦孤身一人采取突击的方式驰入军营中，夺了他们的印符，夺了他们的军队。而他对此似乎没有一点异样的感觉。当蒯通一再对他陈说厉害的时候，他仍然天真地对刘邦存在着幻想，“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当他后来出兵击败项羽后，刘邦又故伎重演，立即“袭夺齐王军”。很明显，韩信如果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在他作齐王时，他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毅然抛弃那种虚伪的仁义道德，听从蒯通的计策，重新调整天下的政治格局，让历史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要么抛弃称王的梦想，对天下不再存在着野心，甘心做刘邦的忠臣，或者像张良后来那样功成身退。而不识时务的韩信却不能处理好这两种选择，只看到刘邦对他异乎寻常的恩惠，而不知那恩惠中包藏的祸心，因而既想保住不忘恩负义的美名，又怀有称王一方的野心。殊不知这两者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因而他最后只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当他改作楚王后，虽对刘邦有所认识，刘邦伪游云梦时，他也想发兵造反，但仍然优柔寡断，结果最终被擒。以后被降为淮阴侯，那实际上只是将他养起来，不让他再做事了。可是面对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又“由此日夜怨望”，“羞与絳、灌等列”。试想，这时再想造反，那就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绝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因为这时他已随时处于朝廷的掌控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警觉，说不定他的身边也早已安插有监视他的人了，又哪有他谋反成功的可能！正因为想到这点，人们便认为像他那样聪明的人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但是就没有想到，即使是智者，也有千虑一失的道理。更何况怀有野心而又心存不平的人，往往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不顾一切地孤注一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