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
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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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6 11:19:1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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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此存照。转自:2009年10月25日 09:38凤凰网读书综合
北京问答:华文六地理解迥异 "龙应台你怎么回事?"

龙应台在北京三联书店与读者交流

“上次跟读者见面是很多年前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用这句话开始了自己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目送》读者见面会,“来一次北京很不容易。”作为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的文章和作品在整个华文世界都有着广泛读者,在昨天的这场读者见面会上,龙应台向现场读者讲述了自己作品在华语地区不同的遭遇和阅读感受。

“大概1990年代初以来,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就是我的同一篇文章会在华文世界的六个地方同时发表。”尽管从那个时代开始世界之间的距离开始缩小,但在龙应台看来,她的文章受到这一高规格待遇其实反映了“华文世界六块地方隔离得非常远,有些地方隔离得非常严。”

华文世界相互之间沟通、联结没有想象中密切也许只是一个表现,在龙应台看来六地华语读者对她同一本书甚至同一篇文章的态度也会截然不同,“所以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文本,同样一篇文章,在台湾的读者读来是一种解释,我常常发现这篇文章在大陆人读起来他们竟然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反应,或者是同样一篇文章放到新加坡的时候,你会发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的反应是相反的。”龙应台说。

从《野火集》一直到现在的《目送》,不仅是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情感反应华语地区读者会有不同,“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的形态上,中国大陆读者和中国大陆之外华人读者又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中国大陆,我发现到有一种声音会说,当初写‘野火’的人,还有写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这个人,怎么现在在写《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她怎么越写越小了,或者是说怒目金刚怎么会变成儿女私情、温婉小女人,从大变小了,大为失望,龙应台你怎么回事?可同样一个文体,在中国大陆外面,他们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就是说,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或者政治去写文章,但是那些其实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而真正的实质的、比较接近生命本体的、巨大问题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

但龙应台并不拒绝这样的误读,“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文本的误读,这个误读出现的时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石剑峰

见面会现场问答摘录

“我彻底迷恋小孩”

问:您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母亲?女儿?妻子?还是作家?

龙应台: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这个角色是做得最好的,我烤蛋糕烤得很好吃,但孩子长大之后,应该说《亲爱的安德烈》是一个受伤笔记,孩子长大了,原来长大了之后会变成这样一个怪物,你怎么去面对?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父亲老的时候,我在做公务员,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可我还是每个月一定把父母亲接到台北来,带他们看戏、散步,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是老,更不知道什么叫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一些,再回头来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我是一个学习非常慢的女儿。我最出色的身份是不是作家?这个不是由我来回答,是要你们回答。

问:作为事业女性,当初您决定生孩子的时候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都没有,我彻底迷恋小孩,我在白天写《野火集》,那个时候被负责国家前途的人来约谈我,我晚上给孩子哺乳,喂母奶,月光照下来,我坐在整个黑的房间里面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的、最重要的、顶天立地的大事,给孩子喂奶,所以没有艰难的决定。

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酒吧

问:假如您的一个儿子有天走到您面前跟您说,“妈妈,我是一个同性恋。”他在您心里有没有什么变化?

龙应台:我今天还常常跟安安说,我说:“安安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他看着我,我说:“你会是同性恋吗?”他就说:“你别闹了。”他不是。如果他是的话,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会说,他是同性恋给我的刺激,跟他说“妈,我是个左撇子”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但同性恋毕竟在主流的社会里面是少数,我就会比较担心,你找朋友不太容易,我得想办法帮他找到朋友。他如果刚好是处在一个同性恋饱受歧视的社会环境里面,我还会鼓励他说:“你要为同性恋多讲话,你要捍卫他们的人权,让社会对他们有健康、真实的认识,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各种偏见。”我会欢迎他的朋友,我会进入他的世界去理解他,就是跟他是任何其他的什么一样。如果哪天他来跟我说:“妈,我吸毒。”那我觉得同性恋比这个问题好多了。所以,他如果跟我说他是同性恋的话,我就说:“太好了,你今天告诉我了,你应该早告诉我。”我会跟他一起去同性恋酒吧。

我不谈《目送》的原因

记者:《亲爱的安德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您做过两次跟读者的见面会,《目送》在台湾出版,一次都没有,您说不能谈《目送》,为什么?

龙应台:《目送》出版后我接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很多人是流着眼泪读《目送》的,到后来有朋友给我来信开玩笑说,应台你太不道德了,你应该跟出版社说,这本书应该像《花花公子》那种杂志,在卖的时候是封起来的,上面写着说,不能在公众面前打开这本书,因为很多人他不小心在地铁站或者在飞机里面,在公共场所读里面的文章,一读的时候就是感情很冲动。这也是我不谈《目送》的原因。《目送》这些文章是一个人的事情,只能够在个人隐私的空间来读。

记者:这种目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龙应台:我会问你,有一条河,在高山上开始,各种溪流和瀑布和雨水下来,到慢慢地汇到一条河,有上游,有中游,然后到下游,最后会流入海,请问你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叫做中游?你说得出那个点的话我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目送》跟河流的中游很有关系,就是当你在上游的时候,当你是十六七岁的时候,你就是那个高高兴兴出门,后面有个人看着你的背影,快下雨了,他拿个伞给你,你头都不回,拿伞多难看?当你是那个被追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回头,可是很快的你自己变成要追着拿伞或者饭盒给他的那个人,当换了位子的时候,你就开始目送了。

问:您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是母亲,女儿,妻子,还是作家?

龙应台: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这个角色是做得最好的,我烤蛋糕烤得很好吃,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父亲老的时候,我正在做公务员,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巨大的政治压力,可是我还是每个月一定把父母亲接到台北来,带他们看戏,带他们散步,可是那个时候父亲老了,我不懂得什么是老,更不知道什么叫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来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

我是不是出色的作家?这个不是由我来回答,是你们要回答。

问:优秀的作家是不是必须要有孤独感?

龙应台:我觉得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作曲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是创作的必要条件,这是第一个。一个对孤独没有体会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去进行任何形式的创作。

它是一本和平之书

问:《大-江-大-Hai》虽然写的是个人,但视角锁定在一个群体上?

龙应台:它是一本和平之书。两岸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对我而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当你可以看到你的敌人,或者当你可以看到你最反对的人,他的伤口在那儿,当你可以看到你最不习惯的人,他在那里痛的时候,我觉得你心里不会有恨。这本书其实就是让大陆的人,大陆的读者可以看到台湾人,包括1949年的时候离乡背井的那200万人,包括当时在台湾的600万人,忍受了50年的日本殖民,这800万人加起来,他们的痛在什么地方。

问:你有一位哥哥在湖南衡山,听说写这本你也回去采访了他?

龙应台:1949年,我哥哥才一岁,在衡山火车站,奶奶抱着这个一岁的孩子,母亲来接。火车塞得满满的,塞到你从窗子进的人都推不进去。弧形的车顶上人们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那里的,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车轮底下的,火车要动了,孩子一直在哭,因为他不认识妈妈了,奶奶又舍不得孩子,所以在那个一刹那间,她应该把孩子塞进火车呢?还是说不要折腾了,让孩子等等,战争过了再来接他。母亲在最后一刹那做的决定就是,好吧,留在乡下吧。

我今年一月,因为这本书去采访哥哥的时候,我们在一条湘江上。我们坐在船上,湘江很美,我问我哥说,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在湘江上告诉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海里面就有那一幕,就是有一个火车,在动的火车,有一个短头发、卷发的女人在那个火车的车窗里面,那一幕在他心目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就说,他住的农家院在田埂里面,离火车站很近,火车离站之后还是以慢慢地速度往前开,他小的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拼命地追着火车跑,追那个火车其实是在追妈妈,就是喊着妈妈一路追火车。他的心目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面短头发的女人就是他妈妈,然后他妈妈永远是在一辆在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这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湘江上所说的话。

问:你个人怎么看《大-江-大-Hai》这本书?

龙应台:《大-江-大-Hai》就是龙应台个人的探索之旅,我通过我们的家族史去进入我的历史史,从家族史到历史史,用一个非常个人的一种方式来呈现,读者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把它当做这就是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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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诗人。编辑。理想主义者。向往原始森林、冰盖、木头和不毛之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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