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价值理念：中国超越、整合西方科学、法律长项的唯一法门

钱  宏（整理）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和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等单位于2009年9月26日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建国六十周年——国家形象和具备国际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坛”。

与会者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亦即需要现时代的处世哲学。

一、中国应当在精神文化上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回望新中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绝不只是经济奇迹，同时也应当是精神文化奇迹，是国家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的形成与塑造，一则取决于国内真实的国情与建设，二则借助于传播国家精神文化的力度与深度，亦即具备怎样的国家感染力、国家传播力、国家影响力。民族国家是一个由思想观念等组合而成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没有精神上的感染力只有表层经济上的吸引，就难有由衷的信任与归属感。这些是我们的国家形象提升面临的巨大挑战。未来中国输出的不仅是出口的升级产品和对外投资，更应是文化价值观的普遍认同，不但让世界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更要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进而欢迎甚至乐意帮助中国的建设。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甚至有关“中国模式”、“中国实践”、“北京共识”这样一些事关中国近三十发展的语汇，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更不用说如何规范展开或避免误会。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浩瀚文明的国家，未来的建设难道只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难道仅仅是从出口玩具提升到出口计算机与飞机？在国际政治、文化语境中，什么是现时代的整合了全球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除了GDP经济奇迹，中国难道再没有影响世界、感染世界、自己原创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文化、理念、语汇？

二、中国需要拿得出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理论

从根本上说，一定时期的国家形象，就是一个国家及这个国家公民的处世哲学。

精神文化成果，首先要“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真问题、硬问题。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逻辑，她首先应当“具有国内感染力”，而所谓理论的感染力，思想观念的感染力，则在于其所涵摄的核心价值具有文化覆盖性，在于其毫无阻隔地自然抓住人心，且温暖和照亮我们的灵魂，在于其体现了人类的普遍旨趣与价值。

在历时性上，当大萧条时代和六七年代滞胀成为过去，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遭遇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的今天，人心思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此，能够自然抓住人心、体现人类普遍旨趣与价值的思想观念，无疑就是“变化的智慧”。因而，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家行为、国民行为，包括“公共外交”上，则表现为人格形象、国格形象，是一个国家、一国国民的处世哲学。

与会者认为，这种新的处世哲学，可以表述为“共生价值观”，并具体表达为这样十六个汉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如果中国本着这样一种处世哲学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国家形象”将再次得到提升——在世界面前，中国将不再是显示“腰包”，让世人刮目相看，而是以高尚的精神境界，让人由衷敬重！

三、国际“碳政治”背景下，中国当可用国家形象统摄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背景下，目前，欧盟积极推动的“碳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被看作是用欧元来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由此，“碳政治”的动力正在从欧洲环保理念和世界主义理想转移到更具有持久力量的新能源集团和金融资本。在欧洲历史上，由于“资本”捕获了国家主权，才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而如今，新能源集团和金融资本正在试图通过全球“碳政治”来捕获所有的主权国家，从而为其扩张带来新的生命力。

所有这些，都是在“科学”的名义下，通过“国际法律”体系构建来实现的。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必须正视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且，中国人还必须承认“讲科学”、“讲法律”、“讲游戏规则”的制订，不是中国的长项，这方面中国讲不过欧洲和美国。如果中国只是停留于、限于科学与国际法律框架下参与“碳政治”博弈，即使我们参与的态度和行动再积极、再主动，也难以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立于自主领先地位。在欧盟、美国、中国为代表的“三极格局”中，中国何以立足？

中国唯一能够超越、统摄西方科学、法律的东西，就是价值，在当今时代，就是上述世界“共生价值”理念。

与会者认为，如果中国向世界提出“共生价值”这一全新国际理念的方式，可以通过某一国家行为或事件来实现。比如，鉴于美丽的马尔代夫岛国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国家面临海水淹没，38万地球村民面临没顶之灾，假如中国政府发布这样一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率先于全世界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通过一项特别议案：中国将向面临由于气候变暖行将被海水覆没的美丽岛国马尔代夫提供一块栖息之地。”中国肯定会在世界人民心中得分。那么，中国通过此举，在当今国际“碳政治”背景下，中国在今年12月联合国气候峰会哥本哈根会议上，必将立于道义高地。

同时，中国还将更加主动优雅——中国率先不是一味地讲一己的“国家利益”，不只是讲自身的“碳政治战略”，而是考虑全球“超主权利益”即人类利益和大国责任——全世界将会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20世纪中后期才发展起来，比欧洲工业革命晚了200多年，比美国工业化也晚了100年（尽管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美国显然没有欧洲人的“历史愧疚感”），尽管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比美国更应无“历史愧疚感”，但是，中国愿意本着“共生价值”理念，为世界“碳政治”健康良性发展作出贡献。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中国将首先向由于气候变暖海水上涨形将遭受没国之灾的岛国马尔代夫提供一块栖息之地。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形象高于一切。

四、其他值得一提的见解还有

与会者还就“公共外交”、“精英理性”、“社会思潮”、“伦理建设”、“农业现代化”、“国际关系”、“历史分期”、“教育观念”、“世博展品”、“经济形势”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兹分述如下。

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认为国家形象维护，需要公众的参与。他特别提出一个“公共外交”的概念。

阳光卫视集团董事长陈平认为，世界工业文明面临由盛转衰的危机，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社会将会给人类未来发展以启发。中国需要的是改良，中国的精英层，应拿出最大的理性，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等复杂问题，包括接受国家对既得利益强势集团实行“一次性买断”的赎买政策，从而铺垫一条改良的道路。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分析回顾了当代中国的七种思潮：邓小平思想、老左派、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和大陆新儒家。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总制片人、中国与全球化副主任杨锐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高污染，高能耗，先经济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在全球共同利益和超主权等问题上，中国将面临挑战，应当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评论家王炼利女士认为国家需要“大是非观”。 淡化和回避当代历史对中华民族是极不负责任的，当今中国必须明辩大是大非，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从而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

独立学者黎鸣指出，中国需要一场深刻的伦理革命。应当同时发掘三大精神资源，一是中国老子的思想资源，二是新教伦理的精神，三是每一个当代中国公民的智慧、勇气和爱心。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提出一个“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需要再反思”的命题。他分析了三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一是殖民地大规模的农业，这实际上是“农业工业”；二是欧盟各国庄园式生态农业；三是日韩式东亚模式，实为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高度分散，政府在所有领域对农民放开，给他们足够优惠。前两种模式中国都没有条件实行，后一种模式应当借鉴，但这首先需要政府扶持，需要政府意识到“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阳子语），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平衡是人类梦想源泉。

头脑风暴的主持人袁岳指出，咨询这个行业是卖思想的，而且要卖出好价钱。当有了足够好的方法论和足够合适的方法论，就有可能收获有相当合理性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认为，咨询致力于寻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让每个做梦的青年人最后实现自己的梦，感到生活的成功和幸福。同时，尊敬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幸福的生活趋向。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在和平中发生了重大的权力的转移，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量。但中国应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形成开放的亚洲主义；中国必须有来自文化上的革命，要有巨大的、宽阔的胸怀。尽管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但应当充分意识到：国际社会从以“权力关系”为重心的地缘政治，转向以“共生关系”为重心生态政治这一总的趋势已经开始开始形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六十年的时候，输出中国模式的声音也越来越高，问题是这一切是否可持续。不能仅仅站在国家短期利益的立场上来认识问题，而要有更多的地球的、人类的立场。

艺术家陈丹青指出，现在传统汉语没有人说了，语言失落以后观念会失效。今天中国完全谈不上思想。中国人是靠谋略、忍耐和非凡的承受力缔造了延绵不绝的文明。因此应该平静反思发展背后的原因，去除对思想缺失的焦虑。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伟大的历程》撰稿人梁振华认为，今天中国的物质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之后，就确立国家的新形象：有国际感染力的和普世价值的中国经典文化精神，以古建今；有本土消纳能力的国际眼光；每一个社会个体能有幸福感。

中国科协副主席、诺丁汉大学校长、核物理学家杨福家书面发言提出一个“世博会，我们拿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展品”的命题，让国人认识到我们的“短板”，着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才能让人们相信，中国人和世界人民正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王康在书面发言指出，中西方正在突破轴心时代的文明范式，走向基于经济、贸易、科技之上的物质全球化时代和文化、理想融合所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全球化时代。

提交书面发言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他就“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五段：1，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7)。2，集权社会主义（1957～1976年）。或曰：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3，资本社会主义（1976～1997年）。或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4，“超市场化”的社会主义（1997～2003年）。或曰：“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或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主义”；5，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03～）。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发展时期”。

著名经济评论家袁剑为论坛提交了题为《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发言稿。指出：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中国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永动机”，这还似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希望，也是今天中国诸多经济管理者们暗中所翘首以盼的。但这种以贬抑公民权利，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在短期内被迅速消耗干净。而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其带来社会转型将是相当剧烈的。所以，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不仅是一个最有可能的前景，也是一个最佳的前景。中国经济需要经历一个他称之为“阵痛期的战略转变”。

“国家形象论坛”的与会者们最后表示，国家形象的作用，除了对外减少国家发展的阻力的意义之外，还有对内凝聚人心的作用。国家形象的塑造，对于国民如何认知我国历史处境和地位非常重要。我国以怎样的形象去凝聚十三亿中国人的心？使每一个中国人提起“中国”这个词语，都充满神圣与自豪？只有塑造合适的、符合国民与世界认知的国家形象，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与腾飞。

限于时间关系，很多与会人员没有发言机会。会后，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将把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及文章汇集成册，正式出版。

（根据录音及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