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读书，尝叹息王安石之才，所遇非时。唐宋之八大家，我独好王安石，非是以论文采，更论经天纬地之才。相形，王安石若泰山，傲立于小天下间。然则，王安石之迹，时也，运也，命也。大约中国之改革者，不蒙骂名者鲜。苏俄之列宁，说“王安石乃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家”字，王安石诚然是不敢当的，历数中国古代之改革，败多成少。充其量，王安石是一个“改革者”，不能说是“改革家”，即便要称之“家”，也只能称为“改革理论家”，因为“拗相公”的改革自实施那一日起，即是失败的。大约中国的些许事，毛病都出在“实行”二字上罢。

   谈上海的“钓鱼”事件，我搬出王安石来，止是因为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用来概括上海“钓鱼”事件，再何时不过了。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有这样一句概述，“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截取此概述中的三个重要字——财、法、吏，上海“钓鱼”事件的层层面面也就明了了。

  所谓“钓鱼”执法，执法小吏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敛财而已，或曰为国家、政府敛财，或曰为集体、自己敛财，打击黑车的法律法规，在这帮小吏的手里，不过是敛财用的“条文规定”，以国家法律之名，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上级政府机关，考虑到财政收入、收支平衡、福利待遇提高等诸多因素，也会要求下级机关的官员以完成多少的罚款量为指导准则，于是“钓鱼”执法也就衍生了，一为政府创收，二为自己敛财。于是“公权碰瓷”，法律成了市井儿戏，终于酿发了“断指以抗争”的血案。

   西方人常说“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个好理念，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型和收费型”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而收费有两个大头，即“税收”和“罚款”。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喜欢“罚款”，更确切的说，很多官员喜欢“罚款”，因为“罚款”意味着“收入”，这种盘剥式的罚款，往往多数落入了官员的手里，成为执法机关的福利，这也是老百姓所怨声载道的。“财、法、吏”三元素，在中国的基层执法中，已经逐渐地成为了恶性循环，能“罚款敛财”的法是受基层执法者欢迎的法，能“罚款敛财”的吏是受上级领导赏识的吏，而“依法罚款”的财又成了各级官员瓜分的蛋糕。三者之下，国家政府其实没有捞着任何的好处，徒增了一个“盘剥百姓”的骂名。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实，政府爱财，也应取之有道。爱罚款的政府不是好政府，爱罚款的政府也只能得到少数受益的执法者拥护。其实，罚款作为法律的一种惩罚方式，在中国有滥用的嫌疑，尤其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动不动就罚款，这样只会导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基层执法者的不满。若是必须罚款的，那也应该提高基层执法水平，明确执法者的权限，加强执法者的法律意识，不能肆意的乱罚，也应增加些许其他非经济式的惩罚形式，这样或许更能打击违法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王安石所忧患的“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政府应该杜绝什么“罚款指标论”、“打击犯罪指标论”，以及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指标，这样的指标祸国殃民，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政府管理者水平低下的表现。中国在进步，改革在延续，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用人”与“施法”是两大弊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罢。